第七章 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

父母和老师应该扮演“球童”的角色

父母和孩子，或者老师和学生通过不断地交谈、辩论和探究，最终“找到答案”的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现在来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很有必要的。很可惜，在日本的教育方面还没有什么有特效功能的处方，只能不断地积累一些保守的东西。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只有小学学历，可他在提问方面却是个天才。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他至少会向3个人征询意见，然后选出一个给出最好答案的人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父母和老师都不能“给出答案”。所以，父母和老师应该成为孩子们“寻找答案”过程中的助跑者，让孩子们不断提问，和孩子们一起思考。

拿高尔夫来说就是这样的。

首先能够确定的只有发球区和草坪远处的球洞。用几号杆、朝什么方向打、怎么打都由选手决定。根据能力的不同，有的人打一杆就进洞，有的人则要打5杆。有人有着越过水障碍区的远大目标，也有人只希望球落在池子跟前。只要遵守规则，剩下的就看选手如何发挥了。

孩子则是对高尔夫很陌生的选手，这样一来父母和老师的责任就全变了，像以前一样老师直接下命令“用几号杆、朝哪儿打”是不行的。最好的老师会说“我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想一想吧”，然后用和孩子们一样的视线看一看风向和球位，帮助他们选择球杆和站姿。这种老师就像最好的球童一样，因为他不能“教”，只能“指导”、“建议”，而父母也是一样的。

孩子们掌握了方法后，哪怕下一步有风险也要鼓励他们勇敢前进，把孩子们培养成具有这种勇气的人，这才是在这个“没有答案的时代”父母和老师应尽的责任。

我再重复一遍，谁也不知道正确答案。

美联储（FRB）理事伯南克和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不知道并不丟脸，也没有必要害怕。用充分的论据去理论性地论证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方法对证券化商品这种新事物引起的“大事件”根本没有效果。我们始终都应该看清事态，确立多个假设，一边进行实际论证一边寻找解决办法。

即便这样，也有很多父母会说：“我什么都想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相关知识。”

“思考”的能力其实很容易形成。

总之就是要即时地、彻底地想。

比如，去附近的一家鱼店，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思考鱼店老板一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卖不出去的鱼会变质，变质的鱼自己也不能吃。可是如果把变质的鱼扔掉的话，又挣不到钱。那么，怎么办呢？通过思考和询问，就能知道其实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比如批发鱼的时候，要少量批发；如果不新鲜了，就烤熟或者煮熟了再卖，等等。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养成思考身边事物的习惯。然后，在初中到大学这一阶段，再培养学生面对像金融危机这种问题时应该拥有的思考能力，比如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来说，就是从网络等媒体上收集相关资料，然后试着确立自己的假设。这不是要你像评论家那样作评论，而是要求你思考如果自己是伯南克的话会怎么做，自己是奥巴马总统的话会怎么做，自己是日本企业的管理者的话会怎么做。

就像这样，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站在相应的立场上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能适应这个时代，长大之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吃得开。

就像本章一开始论述的那样，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怎样培养能快速适应社会的人才”。

因此，首先应该使孩子们形成“社会性”，然后至少要让他们“掌握吃得开的方法”。前者是义务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职责，后者主要是大学（高等教育）的职责。

然而，这两者恰恰是战后日本教育最欠缺的。大学本来应该是“高等职业培训学校”，可是文部省却把大学变成了一个学术性场所。战前的产学合作建立了军事工业复合体，把国家弄得很奇怪，所以战后废除了产学合作，把大学学术化了。结果，大学变成了大人们的“象牙塔”，学生们的“游乐场”。

所以，现在的日本大学生即使毕业了也没有掌握“吃得开的方法”。最近，实习、上大学再上专科的做法很受欢迎，看来日本是在就职后才开始职业培训的。

这在世界上很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