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乡调查[1]

才溪乡调查[1]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行政区划

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乡苏[2]常驻人:主席、文书。

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八百)、孙屋(七百)。

代表会议

一代表数

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

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

二代表团

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此办法，一九三一年开始的。(代表团应改称代表主任。)

三代表与居民的关系

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表管辖多些。此办法，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四代表的政治表现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

最积极的，二十多个。

中等的，二十多个。

最差的，一个。

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

五代表的调动与补选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去年十一月选举的。到今年十月十四日再选举时，当红军的二十七人(去年十一月一回去的)，调动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此补选会是去年十一月开的，后末开过。至今年十月再选举时，剩下四十二人，因陆续又调动了十一人。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今年红五月，当红军的十一人，村为单位开了一次补选大会。七月又有当红军的十五人，又开了一次补选大会。前后调动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补代表充任。

六女代表

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此次选举

一、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

二、居民选民登记，发榜三张。

三、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四、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

五、工人全乡为一单位，农民村为单位(四个)。

六、选举大会，选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百分之二十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

七、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去年，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八、选举大会上鼓动买公债，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

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

九、新干部的当选: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新当选的占四十一个。

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则没有什么表现。这一方面的模范，应该让给兴国的长冈乡。

乡苏下的委员会

乡苏下有许多的委员会。举数例于下:

“拥护红军”。委员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各五人。

“优待红军家属”。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查田”。两乡均十一人，村无。

“选举”。两乡均七人，村无。

“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无。

“劳动”。即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两乡均五人。村无委员会，有小组。

“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逃兵归队”。两乡均十二人。

没有“春耕”、“夏耕”等委员会。只组织耕田队，五人为一小组，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中队，百人为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一个大队。耕田队主要为了优待红军家属。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扩大红军

八、九、十三个月。

上才溪:六十人，动员了两排模范营。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两三个因病没有归队。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范营一次动员了五十二个人。另一次个别动员，去了十三人。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十四人未归队。

全区十二个乡(未划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动员模范营二百七十三人。新划区八个乡，共尚有未归队的五十多人。

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红五月以前，八乡平均每乡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百双，近因封锁无布，稍减少了。但上下才溪还有如下成绩: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八十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

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的主任。

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经济生活

一劳动力问题

上才溪:全人口二千三百一十八人(暴动时)中，男劳力五百五十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的八十八(男六十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五百八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全乡有红军家属三百五十八家。

下才溪:全人口二千六百一十人中，男女合计有劳动力的一千二百零七人(男七百六十五，女四百四十二)，当红军的四百四十二，调外工作的九十八(男九十一，女七)。男子有劳动力的七百六十五人中，共去了五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及做工作，留在乡村的只二百三十二人，与女劳力四百三十五(四百四十二减七)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全乡红军家属三百五十五家。

因此，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能莳田的六十多人。暴动前这三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约三十个人能用牛。数年来的努力，得此成绩。

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3]。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

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

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

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每村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班或四班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

生产情形: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蒸酒的。

二消费合作社

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

上才溪两个: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七十四元，后增至一百八十五元，每股五角。一九三○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一人，圩日有两人帮助。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四十四元，后增至二百五十五元，每股一元。与前者同时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圩日帮助者一人。

下才溪三个: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元，后增至二百四十元，每股一元。一九三○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十五元，后增至一百五十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驻两人，圩日帮助一人。

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五元，后增至一百八十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红，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查毕回家吃饭)，开社员大会一次(不吃饭)。办事人，每三个月于开社员大会时改选一次。调动到县社、区社去工作的，年壮当红军去了的(以较老的代)，不胜任的，均即改换。但实际连任的多，换动的少。只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三圩(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

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

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合作社第一好。”——舆论。

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三粮食合作社

原名粮食调剂局，一九三○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此种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今年二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组织如旧。自今年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以来，各乡粮社都扩大了。例如上才溪粮社，原股二百一十五元，现增加二百零三元，共四百一十八元。下才溪，原股一百三十七元，现增加二百元，共三百三十七元。调剂局委员五人，主任一人常驻，支领伙食。

今年五月，上村、障云两乡(现划入通贤区)发生饥荒(两乡尽是竹山，每人仅分田一担，纸业又失败了)，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谷价每元八升，而调剂局借给此两乡的仍照去秋谷价每元一斗八升，秋后照数归还，全区共借给三十六担。另又募集杂粮(番薯干等)及钱去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区其余各乡，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

下才溪另有一个“贩米合作社”，股本一百三十元，每股五角。专为红军路过、行人来往、机关人员及被难群众买米而设。委员五人均不常驻，圩日有一人办事半天，平时托付消费合作社办理。除开支办米工人的工资、伙食外，不分红利。普通群众来此买米的极少，百人中仅一二人。米价照市。自从群众集股办了这个合作社，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

四犁牛合作社

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各有三头牛。

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五日常生活

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4]，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前多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并且自己吃外，还可卖给红军，完土地税，买公债票与兑换油盐。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个月米饭与六个月米饭之比)。

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

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盐: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油:暴动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从江西来的木油[5]，本地的猪油)六两，现在未减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来得少了，群众吃的多是猪油。

六物价

谷——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猪肉——暴动前有骨每元两斤半，现在无骨每元亦两斤半。

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

鸡——前后价同，每斤八毛。

鸭——前后略同，每斤四毛。

鸡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鸭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猪油——与猪肉价同。

石灰——田里不用，用了做纸，前后略同，每元买一担(八十斤)。

豆子——暴动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现在每毛一两六钱。

茶叶——前后略同，每元买三斤半。

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今春两斤半，今冬一斤十三两。

纸——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纸了。

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

木油——暴动前木油每元买三斤半，现在无甚货来，只得吃猪油了。

铁——比暴动前贵一倍。

布——棉布暴动前一元买一匹(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买一匹，今年二元又两毛买一匹。

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

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6]。

柴火——暴动前每斤两个铜片，去年三个铜片，今年五个铜片到九个铜片。

毛洋——前后同，每毛十六个铜片。

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7]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七经济公债

新划的才溪区，八个乡，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共承销公债一万三千六百元，现尚余约一千元没有销完。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销四千元。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销四千一百四十六元。

方法:

(一)党团员大会动员。

(二)各团体各自开会动员。

(三)乡苏代表会议动员。

(四)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专门宣传，不销。

(五)乡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销债，两乡各销了一千五百多元，未完。

(六)乡代表、推销委员会(每村三人)、宣传队(乡组织的，每村五人)，挨户宣传。

(七)选民大会上，上才溪销六百多元，下才溪销一千六百多元。至此，上才溪销了二于多元，尚余一千多元，下才溪销了三千多元，尚余约九百元。

(八)嗣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但公债还没有完全领到。

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文化教育

上才溪:

日学。四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群众募集款子，每人一角三分计算。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多进区苏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由儿童工作干部训练所改)。全乡一至十五岁儿童六百多人，内六岁至十五岁的三百二十三人，此数内入日校的一百四十一人，入区苏劳动学校的三十七人，尚有一百四十五人失学。

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

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8]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识字牌。六块，设置于通路处。

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内新剧团占三十多人。

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

下才溪:

日学。五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办法同上才溪。学生共一百五十多人，入区校的六十多人，共二百一十多人。

夜学。八个，无校长，教员五个由日校教员兼，三个是另找来的。平均每校学生约三十，共二百四十人。办公费每月五角。

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识字班。二十六组，共二百六十人，识字办法同上才溪。

识字牌。五块。

墙报。五处。

读报团。一处，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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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才溪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卓兴华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绍光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

王得清下才溪代表，任职半年。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2]乡苏，参见本卷第244页注[5]。

[3]“礼拜六”，指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帮助红军家属、贫农、雇农耕种土地和帮助耕种红军公田的义务劳动，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4]“羊蹄子”，山野里一种草的根茎，形状似羊蹄，可以用来充饥度荒。

[5]木油，参见本卷第244页注[9]。

[6]“松光”，即松明，点燃用来照明的油脂多的松木条。

[7]苏纸，这里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8]《斗争》，即《斗争》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中》，即《红色中华》，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通知”，指当时上级机关发的关于各项工作的文件。“阶级分析”，指查田运动中印发的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问题的文件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