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和轮椅

——乘坐轮椅者请在人陪同下使用电梯。

这是在商店、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电梯旁常常看到的提示语。我认为这种提示对我毫无用处，我可以操纵我的电动轮椅乘上电梯，可以任意按下按钮到我想去的楼层。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感觉有什么不方便，为什么非要人陪同不可呢？

这种提示语的出现自有其背景。是的，在常人的意识中，乘坐轮椅者单独行动是很危险的，或者认为残疾人是应该受到社会保护的弱者。但是我不认为这样的看法正确。我要问，残疾人果真是让社会保护的弱者吗？

说来惭愧，现在日本城市的基础设施确实还不能尽如人意，残疾人的自由行动受到诸多制约，独立生活困难重重，因此，他们需要人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们之所以坐以待“援”，难道不是“环境”所迫吗？

我经常在想，如果“环境”适应了残疾人的生存要求，那么残疾人就不是残疾人了。譬如，我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经过的车站内没有电梯，又不能乘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那么我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即使能够达到目的地，也会费尽周折，而且不知要得到别人的多少帮助。这个时候，我就是“残疾人”。可是，如果车站内附设了电梯，站台与车厢间没有空隙，也没有台阶，可以驾驶轮椅顺利上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设有小型升降机，能把我连同轮椅一起升入车内或降到车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不是“残疾人”。一般来说，人们从家里出门的时候，要在门口换鞋。我呢，不是换鞋而是乘上轮椅。鞋子和轮椅是两件不同的物品，但从利用它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这层意义来说，它们的功能又是一样的。社会中有那么多的自以为残疾人的“残疾人”，这确确实实是环境因素而致。

我常常在孩子们的面前说这样的话：“小朋友们，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人戴着眼镜。为什么要戴着眼镜呢？因为眼睛不好。我呢，我乘坐轮椅。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因为腿不好。”这时，孩子们就会笑着说：“这是一样的啊。”我接着问他们：“你们说戴眼镜的小朋友可怜吗？”孩子们纷纷摇头。我又问：“那么，乘坐轮椅的人呢？”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可怜！”我再问：“眼睛不好的人戴眼镜，腿不好的人坐轮椅，这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坐轮椅的人就可怜呢？”孩子们回答说：“眼睛不好的人戴上眼镜，就能看清东西腿不好的人即使坐轮椅，也会有很多事自己干不了，所以可怜。”

孩子们的话一语中的。残疾人之所以可怜，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事情他们自己无能为力。正常的社会生活与他们之间竖着一道“墙壁”，这道“墙壁”阻碍了他们的日常行动，也销蚀了他们与常人一样生活的信心。

但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美好社会。我相信这一愿望定能实现。可是，那一天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习惯”是最重要的

消除社会生活与残疾人之间的那道“墙壁”，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最重要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阻隔”。在交通工具、建筑物中创造“无障碍”环境，说到底关键还在于“事在人为”。我们对于残疾人和老年人抱有一种什么态度，是关心、理解还是置之不理，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那么，对于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关心、理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从我们的“习惯”说开去。

譬如在车站看到陷入困境的残疾人，有的人也许有“助人为乐”的念头，但又不知道怎么样施以援手，于是便在一种怅然中，与之擦身而过。有这种经验的人大概不少吧。这就是“习惯”，一种道德情性的习以为常。

而更多的人会在内心中自我谴责：当时我为什么不帮他一把呢？不过，我倒是认为这种自责大可不必，因为平时在大街上并不经常见到残疾人的身影，乍一遇到，只会感到一种惊异，而要立刻做出恰当的判断对应，并付诸行动，自然是很困难的。

这也并不是只限于对残疾人的场合如此。譬如突然有一家外国人搬来成了我们的邻居，最初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惊奇，而且感到不适应。可几个星期后，我们对这家外国人的文化习惯、生活习惯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原先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迷雾逐渐消失，我们就不再把他们看成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他们成了住在我们附近的一家人，是邻居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人们对于“少数者”（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外国人）的理解，“习惯”因素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大了。可是，正如前面所说，人们平时遇到残疾人的机会毕竟有限，一旦遇见，如何对待，确实没有心理准备，“习惯”就更谈不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关键的是要培养人们善待残疾人的意识，而且要从小抓起。

孩子们是纯洁无瑕的，他们对残疾人决不抱有任何成见。我去给孩子们演讲，当我乘坐轮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先是一阵喧嚷，接着便鸦雀无声。我知道那是一种惊异的沉默。那时，我扫视台下，最醒目的是一双双圆瞪的大眼睛。我不动声色，开始演讲。慢慢地，孩子们的情绪起了变化，眼里不再是惊恐，而像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平静且坦然。叨分钟的演讲结束，我与孩子们一起吃配餐，一起打游戏机。孩子们围聚在我的身旁，一口一个“乙武哥哥”，叫得那样亲热，我就像他们的一个大玩伴儿。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恋恋不舍，一个劲儿地嚷着要我再来。

我的奇异的形貌令孩子们吃惊，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我与他们意识中的“普通的大哥哥”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与我是以一种纯洁天真的情感来交流的，没有心的阻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孩子们的可塑性是很大的。在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设置一道鸿沟，这是成人所为，在孩子们的心灵世界中，决没有这种意识。

我还有一个深切体会。记得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我的那些小朋友初次看到我，都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那么率直，那么关切。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真情。小朋友们的问话中没有任何的歧视，我的回答也没有任何的自卑，一切都那么正常，我们正常地学习，正常地成长。

现在，我走在路上，与跟随着妈妈的小朋友相遇，他们会圆瞪双眼直直地盯着我看，有时还会听到他们问妈妈：“那个人，为什么没有手和脚？”这时，他们的妈妈就显得非常慌乱，不是去回答孩子的问话，而是不住地向我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然后，拉起孩子，快步离去。

每当这时，我的心头就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我不觉得难受，只感到很遗憾：又有一位天真的孩子失去了一个理解残疾人的机会。孩子是好奇的，他看到奇异的现象往往要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果是一般情况下的疑问，父母不但耐心回答，还会夸奖他聪明伶俐，可为什么孩子把我当成一个奇异现象而提出疑问时，父母就会大惊失色呢？直接解答孩子们的这一疑问，就会消解他们的疑惑，就会从一开始架起一座与残疾人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否则，孩子们的心中就会永远存留着这个未解的“谜”，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中，他就会对残疾人另眼相看。

千万不能躲避孩子们对于残疾人的好奇，好奇是理解的第一步，父母有责任解答他们的疑问，有责任培养他们对残疾人习以为常的情感基础。只要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心灵无障碍”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我常听到朋友们这样对我说：

“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们确实很紧张。怎样与你相处才好呢？在你面前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呢？我们真是无所适从。不过，同学相处时间一长，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不知不觉中我们已不再把你看作残疾人了。就连外出旅游我们也一起去，我们所想的不是你能不能去，而是我们怎样才能带你去。”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同时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残疾人不能不给予关照，但万万不能把他们排除在正常的生活之外，万万不能因为他们身有残疾就区别对待，以至于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

初次与残疾人相遇，人们总免不了有一种心理上的隔膜。但是，如果相处时间久了，人们依然对残疾人怀有异样的感觉，那么责任就在残疾人本身：性格问题？人生观问题？……残疾人首先要信任自己，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另外，残疾人不能有“特权意识”。我是残疾人，你们就要同情我，就要照顾我，就要高看我一眼。这是毫无道理的，说到底就是一种自私，一种不知自爱的胡搅蛮缠，即使乞求得一时的怜悯，也不能获得心灵的和谐交融。残疾人应自重。

我就是我

消除与残疾人的心灵阻隔，只是被动地习惯于他们的存在和行为方式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尊重他们的“心”。欧美国家的社会环境极有利于残疾人的生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地认同他人的价值观念。在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不承认个体差异，就不可能构建和谐的民族大家庭。残疾人在一个国家中，毕竟属于少数者群体，能否重视他们的存在，能否为他们创建自由生存的社会环境，是这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多元价值观来看，社会中的大多数一一健全人没有理由不尊重残疾人的个性特征。他们身体的残疾，正是他们最基本的群体特征。

日本的情况如何呢？日本与欧美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日本是一个单民族国家。单民族国家富有极强的趋同性，很难容许不同价值观念的张扬，而且往往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对游离于同一性之外的事物怀有强烈的偏见，甚至是歧视。在这样的社会中，残疾人这个独特群体的个性特征要想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自然难上加难。

目前，日本学校，尤其是中学里的“欺负人”现象特别严重。欺人者的动机主要是看不惯他人的言行。“那小子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揍他。”这简直是强盗逻辑。如果人人都能相互认同彼此的差异，校园里的“欺负人”现象就会消失。我们难道不应该认识到“人各不同”是天经地义的吗？

认同他人，决不等于被动适应，它的出发点是看重自我。我为创建“无障碍”环境所遵循的原则就是“我相信世界上就有只有我能做而别人做不了的事”，而且坚信只要是主动参与，就能体现自我存在价值。对于这个人生哲理，有些人可能认识得早一点，有些人可能认识得晚一点，但只要是向着这个人生境地挺进，到年老之时，就会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作为一名残疾人，残疾是他的人生“记号”，对这个人生“记号”的感悟，当然也会有早有晚，同时，感悟程度的高低，也会因人而异，但不管怎样，只要能够认定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为他人、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就不会虚度此生。

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日本，不，在全世界，昔委众生，人人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人人都去做只有自己才能做的事，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有秩序，更加有活力。做该做的事，做只有自己才能做的事，我们就会自尊自重，就会无限自豪。

如今，有些孩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常说：“反正我学习不好。”“反正我长得不漂亮。”……心先沉沦，继之无所事事，自暴自弃。假如他们能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他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他就不会自甘堕落，一蹶不振了。

而且，只要认同自己，肯定自我价值，也就能认同他人，肯定别人的价值，因为人各不同，但又彼此相同——我在这方面有能力，别人也会在其他方面有能力。这正是“心灵无障碍”的基点。

我们不仅仅是要创建一个让残疾人快乐生活的“无障碍”环境，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世间所有的人都能自由自在地享受幸福人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善待生命，让生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的活力，既能为自我的存在感到荣耀，又能为社会奉献真诚，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快乐的呢？

这是我——一个残疾人的愿望，我相信这也是世间所有人的愿望

后记

——只要身体健全，生个什么孩子都行。

即将做父母的夫妇对于将要出生的孩子也许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期望，但最基本的恐怕还是“健康”吧。

可是，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残疾儿。我五体（头、四肢）不满足，不仅不满足，而且五体中缺少四体。我连父母最基本的愿望也没能达到。我是一个不孝之子。

我的父母生下我这个残疾儿，他们没有唉声叹气，更没有放弃养育的责任，而是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使我的每一天都充满快乐。我一天天长大，与轮椅一道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妊娠检查可以清楚地明白胎儿的发育状况，假如怀孕的母亲知道腹中的胎儿是畸形儿，她一般会要求终止妊娠。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哪一位怀孕的母亲不充满着美好的期待？将来的孩子是个残疾人……一般人不会有养育的勇气。我的母亲也说：“如果当时我也做了妊娠检查，知道了你没有手、没有脚，坦率地说，有没有勇气生下你来，我真的没有信心。”

所以，我要大声宣告：“我是残疾人，但是我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谁也不能否认，有的人发育正常，身体健康，但他的人生却是忧郁昏暗的有的人身有残疾，却拥有美好幸福的生活。人生与残疾毫无关系。

正是为了传达我的这种认识，我才把这本书起名为《五体不满足》。身有残疾的人们，看到这个书名也许会感到不快，但我的本意是好的。如果能得到理解，我将万分感激。

“残疾确有不便，但决非不幸。”

愿天下所有的残疾人以此共勉。

乙武洋匡

1998年初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