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 精彩片段：
第九章
唐柯三，久候不至的调处大员
谁来调处呢？
蒙藏委员会上报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以中央名义派出人员前往调停。1930年12月17日，行政院以院长蒋中正之名义下达指令：“所请选派熟悉康藏情形人员赴康调查，妥慎处理，应准照办。仰即由该会遵员请派可也。”
前线局势紧张，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却进展缓慢，直到1931年1月31号才上报行政院由一位叫孙绳武的委员前往调处，又至2月12日才正式下达委任令。同时委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此前在康区任边军统领多年的刘赞廷加以专门委员头衔作为孙的副手随同前往。
但这位孙委员并未立即领命前行。又过了一个多月，3月23日，蒙藏委员会又有了新的命令，说“孙委员另有差委，不克前往”，改派唐柯三委员和刘赞廷“前往调解”。
4月11日，这位唐柯三特使才从南京到达湖北宜昌，而且不能再前进了。原因是“共×贺龙大股窜据巴东一带，二十一军正分别剿堵，航路阻滞，在此留待”。4月18日，唐到达重庆。5月3日，唐柯三电告蒙藏委员会，“今日抵蓉”，到成都了。唐在成都并不马上前赴康区，他要等待西藏方面派出谈判代表的名单和抵达康区的时间，才动身前往。蒙藏委员会的意见是让他不必等待，“即希先行前进，以免久延”。
这时已是5月中旬，距国民政府要求前线停战，听候和平调处已过了半年时间。
问题是，前线军队并未因为中央有调处之令而放下武器，静候调处。甘孜前线经过短暂停战，复又开战，二十四军部队节节败退，藏军不断进攻取胜，已经占去了甘孜全境和炉霍、瞻化两县的大片地面。
战事情况，藏文的《德门·郎吉平措赴朵麦情由及岗托渡口战事》一文也有记载：“一天，接到情报说，亚热桥头出现百余汉军，正在修筑工事。闻此即遣大金寺僧兵五十人携武器到江岸守桥。该寺能如此迅疾调派僧兵，系因霍尔地区除个别寺院外，大多数均在新僧人入寺时须携马一匹、刀一把、火枪或自动枪一支交寺之故。”这哪里是寺院度化僧人，完全是部队征兵。“代本部署反击，决定首先夜袭对岸桥头，即在北山布下第8代本所部藏兵150名，中山设僧兵200名，正面驻留第8代本其余藏兵、僧兵80人和德门本人。即于该月底夜袭桥头川军工事，将其全部逐出。尔后从以上三个阵地大举进攻，尤其正面阵地的居本赤巴多吉等藏兵，挥舞大刀直冲川军战壕，短兵相接，抓获川军官兵112人。如斯三面夹击，杀伤多人。川军畏葸，未敢顽抗。战斗以后，向赤巴多吉居本部众分与缴获之银钱，并改善膳食。”
这篇文章还对那些畏战被俘的川军形象有正面描绘：“笔者在江惹目睹川军士兵均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两名军官大约五十开外，一律身着黑色或蓝色衬衣，淡黄色衣裤，粗布白大衣，脚穿白布补袜、黑布鞋，腰系茶缸，头缠黑布，身背布面棉被。”这样子，看起来像是民团。
由于甘孜地处由川入藏的大道之上，战事一起，商路断绝，商人们自然损失惨重，“西康商业全赖北路之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各县贸易为中心力量……为大金变乱，商务凋零，损失甚巨”。于是，2月间，在康定的西康总商会自愿派出代表，前往调解，并与大金寺活佛哈登约定于2月8日在甘孜见面。但“守候竟日，哈登爽约不来”。后来，哈登活佛给商会代表来信一封，谈的却不是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的纠纷，而是要求赔偿。一是赔偿藏军出兵的军费，二是赔偿战事中死伤的喇嘛。“此次退兵则藏人兵费如何给付？伤亡喇嘛及一切损失如何赔偿？”
信中更有进一步不可能达成的要求：“并须将十三喇嘛寺归彼管辖始有调解之望。”
那时的民间文书，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常常并不清晰明白，这句话就很不明白。这十三喇嘛寺，应该是指康区的十三个格鲁派大寺，而这个“彼”就是指西藏方面了。这也跟西姆拉会议后，藏方希望控制整个藏区的意思相吻合。在川省地面的大金寺，此时也完全以西藏方面的代表自居了。
后来，哈登活佛终于来甘孜跟商会代表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