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 精彩片段：
引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林彪、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发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情，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