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林彪、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发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情，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禁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八九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情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毛泽东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言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言”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发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江青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情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专制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言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