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精彩片段：
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
第一章 江左三大家
一、钱谦益与柳如是
1644年国变的时候，钱谦益正在老家江苏常熟享受生活，坐拥他那大名鼎鼎的美妾柳如是。钱家是地方望族，富甲一方，但在悠闲惬意的生活中，钱谦益的心情并不平静，他的几分心思，始终有几分不甘心地牵挂在北京的崇祯朝廷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
作为诗人，钱谦益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有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是一代大家。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各种史、文籍与佛藏。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其意图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从具体作品看，虽内容比较驳杂恢诡，但规模阔大，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因此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忠旧录》称他为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以藏书丰富著称。
但钱谦益一生的仕途却非常不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钱谦益欣喜若狂，他当时就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
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应诏北上，出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三个月后，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卷入了崇祯一朝的党争，因与温体仁、周延儒争为阁臣，被革职还乡。此时的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当时的文人莫不以进仕途实现政治抱负为人生的理想，钱谦益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一直盼望着能再被起用，重新为朝廷效力。但终崇祯一朝，钱谦益都未能再被起用。他却一直等待着，执著地等待着，这一等就是十七年。随着他年纪的衰老，局势也在日益变化。可想而知，钱谦益的心是如何地渐渐由热转冷，由希望变成失望甚至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崇祯一朝日益衰败，陷入了无可挽救的内忧外困，而他，却始终没有为朝庭出力的机会。
终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消息传到了常熟！钱谦益此时的心情复杂极了，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作为明朝的子民，国难当头，他的心情并不好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老皇帝的死去，意味着新皇帝的登基，一直仕途不顺的钱谦益，可谓是有了新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倘若崇祯皇帝不在甲申之变中死去，已经年过半百的钱谦益恐怕永远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际遇。
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果然如钱谦益所料，因为他钱某人在江南巨大的名声，又是东林党人的领袖，终于有了新的机会。钱谦益听说他被征召后，喜极而泣，发誓要尽一切力量当好这个官，因为他已经为这次复出准备了足足十七年。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后来作为东林党领袖的钱谦益反而站到了为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所唾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一边，一是为了平息党争，二则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礼部尚书的官职，毕竟，他已经等了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