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精彩片段：
第十章 白银的光荣与梦想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16～17世纪的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的主要业务就是倒卖白银、黄金和商品，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主要是他们本国生产的产品没有竞争力。【1】
中国自明代以来一直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当时中国本身并不是世界白银生产大国，那么明朝为什么会选中了白银作为货币呢？而中国的白银又是从何而来呢？
白银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并非源于自愿的选择，而是形势比人强的结果。明朝以前的宋、金、元都曾尝试过用纸币替代贵金属作为主要货币，而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由于人性贪婪的铁律，货币一旦脱离商品属性，就失去了天然的刚性制约，大规模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的财富掠夺，最终以恶性通胀、税收枯竭、财政崩溃和帝国垮台来收场。明朝初年也曾尝试前朝的纸币试验，发行了明宝钞，至1522年，纸币贬值到原来的2‰，通胀肆虐，民怨沸腾。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不靠谱。
摆在明朝面前的金属货币选择不外乎金、银、铜三种，金太贵，而铜太贱，所以白银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人民的货币”。
问题是，缺少银矿的中国从哪里去获得大量的白银来充当货币呢？答案就是世界贸易。
如果把世界贸易体系形象地比作是巨大的水车系统，那货币就是驱动水车齿轮旋转的激流。货币供应量越大，水车周转速度越快，世界贸易的规模也就越大。从16世纪到19世纪，驱动世界贸易体系运转的货币正是白银。
1581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全国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从役法和田赋入手，从保证政府赋役的愿望出发，逐渐把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并将税收的最终结算货币定为白银，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白银公共需求。
十分巧合的是，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人在秘鲁和墨西哥先后发现巨大的银矿，加上日本的白银出口，这三个国家巨大的白银供应构成了驱动世界贸易齿轮旋转的强大力量。
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产业莫过于茶叶、瓷器和丝绸，在世界市场中几乎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瓷器占全部瓷器出口值的50%，以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号就是英文中的“瓷器”一词“China”。丝绸也是中国出口的重量级产品，“从中国出口丝绸数量超过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2】
由于中国白银稀缺，从而使中国明代出现了银贵金贱的局面。17世纪初，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到1:7，而西班牙则是1:12.5到1:14。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2倍。刚在美洲发现超大银矿的西班牙商人，在发现这一巨大的货币套利空间之后，大喜过望，成群结队的欧洲商人，带着他们从美洲掠夺的巨额白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航船。正是这种白银—黄金的套利冲动，鞭策着巨大无比的世界贸易巨轮开始全速转动。
尽管欧洲从17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步伐，机器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它们的主要产品——纺织品，在中国并没有竞争力。一方面由于长途海运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对内河航运，特别是大运河的长期持续投入，有效地降低了中国本地商品的运输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本地商品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纺织业在明末清初已达到相当的生产规模，据西方传教士估计，在17世纪末，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织布工人达到20万之多，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更高达60万之众。产业规模效应及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得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丧失了竞争的机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