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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谁保护消费者 -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我们的确不能靠恩惠而获得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能全然靠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和社会批评家们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将使得卖方去欺骗他们的顾客。卖方会趁机利用顾客的单纯和无知，向他们漫天要价，并把劣等货塞给他们。卖方会哄骗顾客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评家们已指出，假如你对市场听之任之，其结果还会影响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们。它可以影响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所吃的食品的卫生。据说，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他们自己和贪婪的卖方的侵害，保护我们所有的人不受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消极的毗邻效应①的侵害，市场必须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于完善。
①消极的毗邻效应（spilloverneighborhoodeffects）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甲的行动往往对某乙有不利影响，但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上游的化工厂以耶为壑，它所排出的污水对下游的酿酒厂和水厂会造成危害。——译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对看不见的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荐或采取的目的在于完善市场的那些安排，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或者是不是象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对策不会比弊病带来更大的危害。
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迫切。十几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对制药工业的调查，以及拉尔夫·纳德对通用汽车公司科维牌汽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抨击——所展开的运动，使政府在市场上以保护消费者名义进行的干预，在广度上和性质上都起了较大的变化。
从1824年建立的陆军工兵部队到1887年建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再到1966年建立的联邦铁路管理局，这些机构都是联邦政府为管理或监督经济活动而建立的，它们在范围、重要性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几乎所有机构都管理某一行业，对该行业拥有明确规定的权限。至少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以来，保护消费者——主要是其经济利益——已是改革家们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了。
在新政以后，干预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个联邦政府机构，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建立起来的。然而干预仍然是颇有节制的，并继续采用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干预的模式。1936年设立了《联邦登记册》，记载全部规章制度、申诉和涉及各种管制机构的其他事务，它起初颇为缓慢地，随后就急剧得多地扩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页，并在书架上占有空间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占用书架空间二十六英寸；1966年达到十三卷，共一万六千八百五十页，占用书架空间三十六英寸。
接着，在政府的管制活动方面，出现了真正的迅猛扩展。随后十年里，建立的新机构不少于二十一个。这些新机构不涉及特定的产业，而是包括广阔领域：环境、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产品安全、职业保险，等等。除了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他们不受卖方的剥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机构主要关心象消费者安全及其福利一类的事情，保护消费者不仅不受卖方、而且也不受他们自己的侵害。①
①马西亚.R.沃利斯和罗纳德·J.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36号工作文件，美国企业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1978年9月，第II页。
政府用于所有新老机构的支出迅猛上升——从1970年不足十亿美元，剧升到1979年粗略估计的五十亿美元。物价一般说来大体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则翻成五倍以上。被雇用于管制活动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70年的二万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万一千人，《联邦登记册》的页数则从1970年的一万七千六百六十页增加到1978年的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页，占用书架空间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书架。
在这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变慢了。从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业全体雇员每一人时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简明而综合的指标——每年增长３％强；其后的十年中，每年增长还不到1．5％；在这十年的末期，生产率事实上是下降了。
为什么把这两种发展联系起来呢？一种发展是与保证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洁净的空气和水有关；另一种发展则与我们怎样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有关。为什么这两种好事情会发生矛盾？
答案就是，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标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运动——消费者运动、生态学运动、回到田园的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物运动、保护自然环境面貌运动、人口的零增长运动、“小的就是美妙的”运动、反核能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增长的。它们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加强利用自然资源。为此而建立的一批机构，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一个又一个产业，以满足日益详尽和广泛的政府要求。这类机构阻止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按政府官员规定的方式，要求工业必须把部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到目前为止，其后果是深远的，而且似乎今后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后果。正如大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有一次说过的：“我们用了十八个月制造第一台核动力发电机；现在要十二年；这就是进步。”对纳税人说来，管制的直接费用，是其总费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亿美元，只是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计，这笔费用一年大致为一千亿美元。这还没有把消费者因买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选余地和因价格高昂而遭受的损失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