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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籍史话_第四章 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第一节 书籍的生产材料

李致忠
科普学习
总共16章(已完结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精彩片段:

第四章 书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第一节 书籍的生产材料

我们在前边说过,书籍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意识形态,一种是物质形态。而当着意识形态要用文字加以表述时,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了。而文字的着附材料,或者说是文字的载体,从广义上说,就是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叫作书籍的制作材料。

书籍的生产材料,不是一开始就用纸来书写或印刷的。纸写文书的出现,在书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纸书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材料。

(1) 纸书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材料

纸书出现以前,书籍的生产材料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的。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世界上一些文明较早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国初期书籍是以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为例来表述的,所以我国初期书籍的制作材料就是龟甲、兽骨、青铜器和玉、石质材料。而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文字的不断加长,甲骨、青铜器或石片、玉片就难以容纳,于是又出现了竹木简书。而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了。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由后人整理墨家学派言论、著作而成的《墨子》书中,多处涉及中国早期书籍的制作材料问题,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给后世子孙,以便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所谓“书之竹帛”,就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雕刻在金属的器皿上或是石质材料上。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 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是很丰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便传告给后世子孙。而书写在竹简、缣帛上,又都怕这种材料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蠹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道,于是又将这些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重视。可见古人将什么事情书写在竹帛上,什么事情雕刻在金、石、盘盂上,是轻重有别的。

《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是墨翟谈自己的感受,现身说法,申明自己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同时,既未亲聆其声,也未亲见其颜。但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呢?就是依靠他们那时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属、石头,镌刻在盘盂器具上的文字记载所知道的。

上述《墨子》书中的这些说法,虽然是墨翟站在他生活的时代,追述以前,描绘当世,而且也并不是为了说明书籍制作材料的,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亦未尝不是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的确,在墨翟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曾经有过金、石、竹、帛并行的时期。而随着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竹、帛逐渐成了书籍制作的主要材料,并流行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还说:“断木为椠〔qian欠〕,柝〔xi西〕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du读〕。”这是说要把竹子截为一段一段的圆筒,再劈成若干竹片,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竹简。木料也要截成段,开成板,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版牍。并且新竹带有青皮,不易着墨。同时还含有水分,容易朽蠹,需经过加工处理才能使用。西汉末年的刘向曾在他所作的《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可见古人在以竹木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不但懂得整治刮削,便利使用,而且懂得如何防虫避蠹,以利于书籍的保护。

现在“简牍”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竹、木简也常是相提并论。但在实际上,竹简之用于书写要早于木牍。或者说在竹简行用的启发下,没有竹子或不便于用竹简的情况下,木牍便以竹简替代物的身分充当书籍的制作材料,并与竹简同时流行。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从上述的文献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历来出土的实物也可以得到验证。

公元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书,共计16种。内容包括史地、占卜、故事等。今传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就是由那时盗发出来的竹简整理传写而成。

公元479年,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楚墓中,也曾经出土过一批竹简,文字是蝌蚪文,大约是公元前505—278年之间的遗物。可惜这两次发现的竹简书籍原物都没能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古简,都是近年发掘出土的。

1952年,五里牌出土竹简37件。1953年,仰天湖出土公元前4世纪竹简43件。1954年,长沙杨家湾出土公元前3世纪竹简73件。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两座西汉墓先后出土竹简近千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306—前217年)的竹简1100多件。1977年,安徽阜阳县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了《仓颉篇》、《诗经》、《周易》以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10多种竹简古籍。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湾汉墓出土西汉初期竹简1100多枚,是西汉文帝至武帝时的遗籍。所有上述这些出土的竹简,都以实物的资格,雄辩地证明竹简是正规书籍普遍使用的制作材料。

作品简介:

人们描述中国的初期书籍,多以商周时期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资料为例,但初期书籍可能早就产生,只是没有流传至今的文字记录。当这些文字记录和档案材料经过加工整理,成为系统地阐述、宣传、介绍、传播某些问题,某种经验和知识时,便成了正规书籍,可以认定,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之前,中国已经产生了正规书籍……

作者:李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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