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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出没的世界_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卡尔·萨根
科普学习
总共29章(已完结

魔鬼出没的世界 精彩片段: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21世纪中叶感到乐观。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总理大臣特权的一个方法是你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宣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邦宪法,“与世界各国的实践相违背”。即使如此,人类还是进行了这种实验。

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中从事科学发现的人很多,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基本相同的。超越于任何个人观点的,任何著述、任何启示的最高权威——正如《独立宣言》中所说——是“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上帝”。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欧洲和美国被推崇为电物理学新领域的奠基者。在1789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约翰·亚当斯反复求助于机械平衡模拟,其它人则对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的发现感兴趣。在以后的岁月中,亚当斯写道:“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化学家……。物质世界就是化学实验。”詹姆斯·麦迪逊在他的《联邦主义者论文集》(The Federlist Papers)中使用了化学和生物的隐喻手法。美国革命家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人,欧洲启蒙运动为人们理解美国的起源和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写道:“科学及其哲学推论可能是决定18世纪美国命运最重要的知识力量……。富兰克林仅是一批已经认识了科学方法和民主进程密切关系的目光远大的殖民主义者之一。自由的研究、信息的自由交流、乐观主义、自我批评主义、实用主义、客观性——所有这些形成未来共和国的因素在18世纪即已繁荣的科学界就已经形成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了。”

托马斯·杰斐逊是科学家。这是他对自己的描述。当你参观他在弗吉尼亚蒙特塞罗市的家时,一进家门你便会发现他对科学巨大兴趣的足够证据——不仅仅是他拥有的数量巨大、种类多样的图书,还有复印机、自动门、望远镜以及其他一些装置,有些还是19世纪早期的尖端技术制造的。其中有些是他的发明,有些是他复制的,有些则是他买来的。他进行过美国和欧洲植物和动物的比较研究,挖掘过化石,还用微积分来设计一种新型的犁。他精通牛顿物理学原理。他说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在独立战争前的弗吉尼亚没有机会成为科学家。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于是他投身到发生在那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他说,独立战争胜利后,后代人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和学术中了。

杰斐逊是我早期崇拜的英雄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科学造诣(尽管科学知识对他政治哲学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且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中比其他所有人都贡献更大。这种思想——那时令人兴奋、激进和革命的(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地区也还是如此)——指出,不是国王、牧师、大城市老板、独裁者、军队集团,有钱人组成的事实上的阴谋集团,而是普通的民众,共同努力管理国家。杰斐逊不仅是这场革命主要的理论家,而且他也以最现实的方式投身于其中,同他人一道开始了从那时起即令世界钦佩和效仿的政治大实验。

杰斐逊于1826年7月4日死于蒙特塞罗。刚好是美国发布由他起草的激动人心的文件——《独立宣言》50周年的日子。这个宣言曾受到独裁统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势力所统治的各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痛骂,这些统治势力正是当时的保守派所极力维护的。在他临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正是“科学的光芒”告诉了我们“并不是人类大众生来便背着枷锁”,也不是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便“高官显赫,荣华富贵”。他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假如1776年对于“所有人”的定义是令人感到可耻地不完全的话,那么《独立宣言》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高尚,以至于今天“所有人”的含义更为广泛。

杰斐逊是个向历史讨教的学生。这个历史不仅是那个颂扬我们自己的时代、国家或种族的既抱怨又不对其有任何伤害的历史,而且也是那个说明我们真实的人类、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的力量的真实历史。历史告诉他,如果给予富人和权贵一半的机会,那他们就会去偷、就会去压迫别人。在他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各个政府。他说,在政府的主张下,它们的国家已经被分成两个阶级:狼和绵羊。杰斐逊说,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于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真正实行统治行为的人——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他说,民众本身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但是他担心,民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斯和亚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他提倡保护性措施和保险性政策。其中一个措施是在联邦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与此相适应,各个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团,要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机构失去控制,损害国家利益。这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众议院和参议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同时他还充满激情地不断强调,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些措施,狼将控制整个国家。下面这段搞自《弗吉尼亚笔录》的文字,强调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无耻之徒如何寻找他们可以利用的软弱区域:

作品简介:

在真正的科学中还是有许多东西同样令人激动。更加神秘莫测。更具智能的挑战,还有许多接近真理的东西。他知道星际间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在400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玛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DNA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

作者:卡尔·萨根

翻译:李大光

标签:魔鬼出没的世界卡尔·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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