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 精彩片段：
第三十章 结论：作为科学革命特征的改宗现象
革命的许多方面，诸如创造过程，科学家个人在革命性的科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科学革命家的个性以及科学通讯技术和方法的变化对科学革命的影响，都没有在本书中加以研究。我只是谈到了科学革命与社会、政治、制度或是经济根源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层次的许多方面。此外，我仅仅用例证指出了科学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可能联系和继承关系。
但在科学革命中，有一个一再出现于原始的和第二手文献中的经验现象，我乐于在此进行一番讨论，这一现象就是改宗。人们常常引用普朗克的话（194，33-34）来表明改宗之难："新的科学真理不是由于说服它的反对派，使他们接受而获得胜利，而是由于这些反对派最终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使科学真理获得胜利。"半个世纪前，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洛维林表达过类似的观念。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光有两种理论，波动说和微粒说。据说他当时声称：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波动说，原因是所有相信微粒说的人全都死了。不过，正如我们所知，这类表述中肯定会有一个真理的标准问题，新的科学观念确实赢得了后人，但也说服了某些反对派，本书的许多例证表明了这一点。普朗克就亲眼目睹了他的基本观念被他的科学同事们接受、修改和运用的过程。科学革命的这一特征——赢得科学工作者——非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我把它的烈度作为从理论革命到科学革命转化的标志。
这种信念上的巨变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全新观念的接受几乎总要引起对基本问题——时间和空间、同时性、物种的稳定性、原子的不可分性、微粒和波动的不相容性、因果性、可预见性进行重新思考。此外，新观念总是以完全不同的思想抛弃过去已被广泛接受的信仰。这就难怪科学家要采用"已经看到了光明"或"改变信念"这一类词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经验与古典的宗教体验相比较。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库恩使用了两个词组来揭示这一现象：不可逆的"格式塔转变"和"改宗经验"。他明确讨论了从忠诚一个范式转变为忠诚另一个范式，这是一个类似于转变宗教信仰的行为。虽然这不是他写作大纲中的主要内容，但这一点仍以显著的地位出现，尽管库恩没有举出例证。人们只要读过这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名著，就不能不对无处不在的关于转变的词语留下深刻印象。有时，科学家运用转变一词不过是出于形象或文字上的考虑，例如，1796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96；1929，1920）描述了"爱丁堡的布莱克博士以及我知道的所有苏格兰人是如何声称转向了"新的拉瓦锡化学体系的。两个世纪后，物理学家A．佩斯（1982，150）则用同样的词汇描述新物理学。从前一章我们看到，威尔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是板块构造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大陆漂移理论早期的传播者。
大约一百年前，赫胥黎曾写道："皈依科学信仰的后果之一就是承认因果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的普遍和绝对的有效性"。这一论点是赫肯黎在回答那种对达尔文"企图恢复古老的异教女神——偶然性"的责备时提出来的。在赫胥黎看来，贬低达尔文的人认为达尔文"设想变异是偶然性造成的，最适合者经受住了生存斗争的偶然性得以生存。"因此，他们指出，达尔文理论中，"偶然性取代了上帝的设计。"在回答达尔文主义对保守主义者的批评时，赫胥黎指出，那些如此看待"偶然性"的人是"古代迷信和愚昧的继承人……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被科学思想的光芒照亮过"。他们是顽固的，迄今为止并未转向科学；他们拒不承认因果律。赫胥黎解释说：这种承认"是一次信仰上的行动"。原因在于"就本质而言，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是不可证实的"。而这种信仰的与别的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盲目的，而是合理的"。它"无可辩驳地被经验所证实，它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基础"。赫胥黎不仅用了大量篇幅驳斥达尔文的反对派，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还使用了我们今天看来有些过分的类比于宗教的方法。他做的甚至比我所指出的还过分，他谈到"我们远古祖先对偶然性的崇拜现在在人们之中竟然仍有市场"（达尔文，1887，2：pp．199-200）。
改宗思想在达尔文的通信中突出体现出来，下面是他1858年至1859年间几封信的片断：
［1859年1月25日致A.R.华莱士」你问我有关赖尔的精神状态。我认为他有些动摇不定，但没有屈服。他经常厌恶地对我说，如果他被"误解"了，那将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事，"原理"的再版工作是多么没有意思。他最正直，最诚实，我想他最终被"误解"是必然的。胡克博士几乎和你我一样成了异教徒，而我认为胡克是迄今为止欧洲最称职的评论员。
［1859年9月20日致C．赖尔]你以前对物种不变性的怀疑，也许比我的著作对你的改宗（如果你已经改变了的话）影响更大……无论我怎样表达对你的学说的信服都不过分，上帝知道我从不逃避困难。我愚蠢地渴望着你的判决，这并不是说你不改宗会令我失望；因为我记得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转变过来；但是如果你能转变过来的话，我将是极为高兴的，尤其是我对这种转变有一份功劳的话。
［1859年9月23日致W．D．福克斯」我并没有傻到想使你改宗的程度。
［1859年10月15日致J．D．胡克」莱尔准备重新阅读我的著作，我仍然对他的改宗抱有希望，或者按他的说法，使他离经叛道了。
［1859年10月15日致T．H．赫胥黎］我决不希望你转变到我的许多谬误上来。
［1859年11月11日致A.格雷：」赖尔……快转变到我的观点上来了。
［1859年11月13日致AR．华莱士」胡克认为（赖尔）完全转变了。
赖尔后来在给胡克的一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1887，2：193）："我发现，我没有能使过去反对达尔文甚至现在反对赫胥黎的人的态度有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他们必须放弃"古老而长期为人们所珍爱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早年对科学理论产生了兴趣，那时我深信帕斯卡、哈拉姆称之为大天使毁灭的理论"。在这些摘录中，我们不但注意到"改宗"和其他宗教术语的运用，而且还看到达尔文自己的改宗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科学家们的普遍话题。J．J．汤姆森在他的自传中叙述了他接受原子的可分性是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