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第7版） 精彩片段：
第十五章 反情报工作
情报搜集
了解外国情报和安全部门，所需的情报包括：相关设施的数据、领导组织、总部及实地指挥人员、交联方法、行动方式、关注的领域等，这些情报最终被用于压制针对美国的敌对情报活动。相关情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
与友好机构和敌对机构的公开交流途径可以获得政府文件（如电话簿、手册、年度报告、国会听证、调查项目报告等）、网站、书籍和文章（由相关机构的前官员撰写）和报纸。例如曾有俄罗斯的报纸刊登了有关国家侦察卫星的文章、一名以色列摩萨德组织前官员撰写的著作、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调查报告以及大量外国情报部门的官方网站。
一条绝对预料之外的公开渠道案例，是关于中国情报活动的，其内容为解放军将军金一南的内部讲座视频。视频中，金一南将军讨论了中国官方向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派遣间谍的情况。该视频时长数小时，在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前被上传至多个中国网站。监管部门所采取的撤下视频的措施未能阻止该视频通过YouTube网站浏览。
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一份关于伊朗情报安全局的报告，阐述了传统公开来源对获得有关敌对国家、封闭社会情报方面的重要程度。利用英语和波斯语来源（包括报纸、博客、广播、伊朗对内对外电视）获得的信息，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撰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历史背景、组织机构、重要领导、指挥系统、司令和控制体系、成员和招募、行动和策略、情报能力、主要行动领域、财务状况、外国设施和支持、通讯方式应用等情况。
伊朗的媒体也报道过关于国防部披露的新型侦察无人机的情况。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报道称，“弗特罗斯”（Fotros）无人机航程达到1250英里（能够覆盖中东地区大部），并且可携带空对地导弹。互联网上的一条解说视频介绍了一款中国产无人机，并展示了卫星上传链和合成孔径雷达。
由私营机构撰写的关于利用公开渠道情报的两份报告，阐述了近年来外国计算机网络窃密组织情况及其主要活动。第一份报告是由2049计划研究所完成的，论述了多家中国机构——总参三部二局和北京北方计算中心——在网络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另一份报告是由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完成的，也是介绍了总参三部二局的活动情况。
涉及友好机构的情报主要是通过交流和培训方式获得的。1978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军事联络办公室成员，通过意大利政府一些内部来源获得了有关意大利新建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军事安全情报局、国内安全情报局）工作低效的情报。此人根据相关情况向国防部情报局呈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报告，指出为军事安全情报局的反恐行动提供的资源不可能高效地发挥反间谍作用，国内安全情报局的指挥官不能胜任其职位，而且两机构的工作表现极差。
2009年11月，由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发出一份电报，根据该使馆官员的报告，介绍了墨西哥的情报系统。该文的开头写道，“总统卡尔德隆（Calderon）的安全战略缺少高效的情报系统，因此无法获得高质量情报，也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情报行动。”该文还讨论了墨西哥政府的情报战略，包括参与情报管理和执行情报活动的组织机构、存在的挑战、“改变情报工作不利现状的措施”。经过分析和观察，该文的最后得出了一个评价意见，即“墨西哥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够建成自给自足的内行情报系统”。
通过与盟国情报机构的联络也可以获得有关敌对机构活动的情报。例如，法国本土警戒局（DST）曾通过其安插在克格勃的代号Farewell的间谍——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Vladimir Vetrov）获得情报后，将相关情报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81年开始，Farewell向法国方面提供了4000份有关苏联科技间谍活动的情报，其中包括有关苏联计划窃取西方技术秘密的情报和有关苏联秘密技术窃取活动的内部评估。值得特别说明的是，Farewell还提供了以下内容：（1）一份完整且详尽的苏联参与科技情报活动的机构名单；（2）有关苏联计划制定、完成情况以及非法科技窃密外国科技情报给各类军工行业节约的成本的报告文件；（3）在世界各地参与科技情报活动的克格勃官员名单；（4）“X条线”（冷战期间负责科技情报搜集的克格勃部门）官员在10个西方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西德、法国）招募的主要间谍的身份清单。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将有关Farewell的情况告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并交给里根总统一份由维特罗夫获取的样品材料。几周后，法国本土警戒局的负责人马塞尔·沙莱（Marcel Chalet）访问华盛顿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会面，共同讨论Farewell的情况。
多种人力渠道也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第一种就是在敌对机构正式岗位任职的间谍。此类间谍既可能是“鼹鼠”（招募成功后打入敌对机构），也可能是“就地发展的叛逃者”（已经加入敌对机构后同意提供情报，例如Farewell）。间谍同意提供情报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或经济原因，也可能是被掌握了不正常两性关系或者从事经济违法活动的证据而被强迫或勒索提供情报。
冷战期间，美国方面曾多次成功地对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实施渗透活动。格鲁乌上校奥列格·潘可夫斯基（在第十一章有过介绍）提供了反间谍情报和其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通过格鲁乌军官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Dmitri Polyakov）收集情报。波利亚科夫曾官至少将，后因被埃姆斯出卖而暴露，于1988年被处决。2002年11月，俄罗斯军事法庭判处俄罗斯情报官员亚力山大·塞帕契夫（Alexander Sypachev）上校从事间谍活动。塞帕契夫被指控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情报人员的报告，总篇幅为2页。
2013年，两次意图明显的招募企图，反映出美国情报部门在招募俄罗斯情报官员中特别关注重点。当年1月，使馆雇员本杰明·狄龙（Benjamin Dillon）在试图招募一名俄罗斯反情报部门官员时被捕。当年5月，使馆政治处三秘瑞恩·C·福格尔（Ryan C.Fogle）在一次招募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反恐部门官员的过程中被拘捕。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情况是福格尔当时携带技术设备，并携有承诺初次资助10万美元以及后续合作每年支付100万美元的信件。
2012年6月的一份报道，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渗透进入中国国家安全部。该报道称，中国政府拘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的国家安全部干部。该名干部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的秘书，时年38岁。一份报告称，此人中了中央情报局布置的美人计，而后接受美国方面的招募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