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国家记忆 精彩片段：
第四篇 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
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让中国扬眉吐气的大山。
这座大山早已在我们面前耸立，尽管许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而这座大山支撑的，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构筑起的象征科学与国力的那个神秘的核世界。这座大山就是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题记
楔子
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8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
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