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档案 精彩片段：
第三部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第二十三章
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査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査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大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査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但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臂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一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汲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一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一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地学界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以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实际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面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那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的石油普査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显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地讲，能在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尚未结束，十几年来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相当严重的年代，国家地质总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已是比较进步的了。然而，它并没有完成邓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地学界的左和神的影响仍很严重。
75岁高龄的黄汲清于1978年再度当选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一次成为中国地学界领袖人物。如果说四十年前，年仅35岁的黄汲清被地学界推举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再度当选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则是对他从反右到文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历史的纠正。像黄汲清这样在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两度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同年，他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秀。10月份，他代表中国地学界赴纽约出席美国联邦地调局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同国内外地学界同事的交流与接触中，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受左的影响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树起来的科学事业上的神话与旗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进。于是，这年11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的激励下，在全国科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围绕双百方针和大庆油田发现问题，首次在公开场合扔了一颗震动当时整个科技界的原子弹——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今天原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讲四个現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因为下面发言很多，不愿意多占同志们的宝责时间，想集中时间讲第二个问題，那就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題。这是文艺界的问題。我是学地质并搞地质工作的，我们地质部门从前叫做地质部，现在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在学术方面一向有两种不用的学派，一个是以前部长，已故的李四光同志为代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派；另一派是我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派。之所以称两个学派，主要是由于李四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国地质的书，翻译成俄文。我写了一本中国的大地构造一书，也翻译成俄文，这在苏联专家中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大地构造学派，理论基础也不过是欧洲的，没有什么新的基础。不过，1945年特别在解放以后，总结了中国的和国外的大地构造特点，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多旋回构造运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学派也叫做多旋回学派。去年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小文幸也谈到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质力学中的新内容，増加了力学分析范围概况，提出了断块构造这个概念。中国矿业学院的陈国达教授，又把苏联早先提出的地质活化学说发展一步，提出了地洼说这个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于我们中科院的尹赞助同志首先给我们介绍外国的所谓板块学说，于是乎板块学说在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啦。所以，我们地质界出现了四个、五个，至少三个不同的学派，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本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出现不同学派，正是毛主席百家争鸣的基础。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认为他的地质力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应该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很多的讲话里也都谈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学上是进步的，在学术上成就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后，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这篇文幸把地质力学吹捧得天花乱坠。从那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就不断地对地质力学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吓人的高度，好像这个学派、这个学说不仅可以解决地质矿藏上的重大问题，似乎很多问题都解决。就这样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比方简单说一个例子：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队写报告的时候，都必须用地质力学观点来写，否則，就不予验收。还让各大区地质研究所都成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室，并在各省开办了地质力学讲习班、训练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行政命令压制不同学派。例如有一个地质学的老专家，他多年搞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且也列入了计划，所里领导支持他，派了六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个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动，这六个人就给送走了，解散啦，就不搞板块构造了，他本人的项目就給取消了。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主持一个大地构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个人员参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后，研究室就取消啦，撤销啦。人分到其他地方去了，有一部分合并到地质力学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