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精彩片段：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关注从维熙的小说
王蒙的回忆引发了作家从维熙的回忆。
从维熙有着与王蒙相似的人生曲折，在1957年他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甚至因此蒙受监牢之苦。然而，他又与王蒙不同，他没有做王蒙做那么大的“官”，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素昧平生。
2005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发表了从维熙的《重读胡乔木》，他回忆了突然遭遇的一件事：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你听，还是等你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
“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给从维熙写了怎样一封信呢？从维熙公布了胡乔木的信：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从维熙说，胡乔木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从维熙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