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精彩片段：
第十二章 奠基陕北
（一）到陕北去
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共六千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率领下，九月十日凌晨离开巴西，经阿西于次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鉴于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分裂党和经军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部队的组织及行动方案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篡夺军权党权的阴谋活动，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忍的态度。
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已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已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期内脱离中央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这一决定只发给中共中央委员。
关于组织问题，俄界会议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整编工作。”
沉寂了八个月的李德，此时复出了。他不但参加了俄界会议，还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与张国焘的斗争，在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中，他是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的。不知为什么，在两个方面会师时，他一看到张国焘心里就没有好感。他感觉到张国焘这个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很阴险。看来，这一点他还算是有眼光的，叫他看准了。
离开巴西的那个凌晨，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的陈昌浩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赶到红军大学，劝红军大学学员抵制中央北上命令，跟张国焘南下。拥护北上的李德跟李特大吵起来，两人推推搡搡，几乎要动武。毛泽东及时赶到，对李特晓之以理，耐心劝说。李特不但不听，还跳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指责犯“逃跑主义”罪行。站在一旁的李德担心李特对毛泽东有过激行为，突然从身后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无法摆脱李德那铁钳一般的双臂。李德身高力壮，动起武来李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毛泽东随即就叫李德放了李特，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以说理为主。
这时候，李德拥护毛泽东、周恩来的北上主张，而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并非诚心诚意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战略决策，而是从他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北上建立根据地靠近苏联，很快就可以跟莫斯科取得联系，他就能将在红军中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毛泽东“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和对他打击排挤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告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了。如果跟张国焘南下，那就越走越远，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与莫斯科联系，才能向共产国际告状。
不管怎么说，李德支持北上有其积极的一面，那怕是出于他个人的动机，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中央政治局把红军编制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连叶剑英、邓发等红军的头面人物都成了他的助手，可见此时中央政治局对他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尊重，尽管由于他的失误曾经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在俄界会议召开的当天，张国焘直接致电红一、三军，电报说：“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莫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电报说：“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已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电报进一步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这时候，张国焘已经不把中央的指令当回事了。九月十七日，他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令左路军、右路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一线。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走回头路，再次穿越浩渺沉寂、黄草漫漫、寒风凛冽的大草地。
俄界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军继续北上。在俄界会议上，虽然提出了陕北和甘东将是红军必经之地，可能时要争取休息，还提出了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但此时还不知道陕北尚保留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这时，红军已进抵甘南，而蒋军的军事新部署尚未完成，甘南的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兵力比较薄弱，西固到岷县的封锁线还没有筑成。九月十六日，红军击退鲁大昌部第六团的拦阻，于次日夺中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第二天乘胜占领哈达铺。
这个只有五百多户人家、两三千人的小镇，有一条长长的小街，街道虽窄小，却有很多店铺。对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来说，此时进入哈达铺，就跟来到繁华的大城市一样了。镇上民众常年遭受地方军阀部队的掠夺，早就认定兵匪一家，见了兵躲都躲不及。可是，看见来了这么一支衣衫褴褛却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的部队，很是好奇，见了外星人似的，争相上街围观。不到一丈宽的街道，到处站满了人，人潮愈聚愈多，不多久街上就拥挤得部队都没法走路。刚从陌生的藏族地区过来，现在见到的群众，语言相通，彼此一打招呼，毫无隔阂之感。大家笑脸相迎，倍添几分亲近，军和民很快就溶合在一起。有女的，见了身着军装腰间扎着皮带的女兵看半天，问她们是不是女人，女兵们点头称是，她们不相信，把女兵拉到一边，伸手往她们胸脯摸，以验明正身，弄得女兵们不禁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