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_梁漱溟：永远剔透的良知

梁漱溟：永远剔透的良知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被称为“最后的大儒”。

“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7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他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他的率性而言招来的后果也的确让人惊心动魄。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缉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他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24岁，北大的学生有些比他的年龄还大，梁漱溟过去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

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很是热闹了一番。一是因为梁漱溟年轻，只有24岁；二是因为既没上过大学，更没留过洋，学问全靠自己钻研；三是因为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体现兼容并包之量。梁漱溟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一站就是7年。

梁漱溟讲课从来都不拘一格，有时他带学生进一所破旧房屋里，以房屋改造引导学生就东西方人处世哲学的差异发表议论；有时又将学生引到街市上一个卖零散啤酒的去处，让学生看着那以各种姿态自得其乐地喝酒的人们，让他们进行一场东西方人不同价值观的分析辩论。

1919年，梁漱溟的著作《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在一个北大哲学系，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马叙伦讲授《老庄哲学》，三驾马车，各行其道，成为未名湖畔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大景观。

梁漱溟1921年又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书中公开宣言：“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该书八年中重印了八版，堪称首次倡导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经典。国学大师梁启超读罢此书，亲自登门拜访，与他切磋学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时，说自己早就知道梁漱溟的大名，并说“很愿意听梁漱溟谈谈儒家道理”。泰戈尔称赞他是中国的“新儒家”。后来，“新儒家”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派，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著名学者为中坚力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4年初，梁漱溟毅然辞去了北大的教职，以非凡的执著精神搞起了乡村建设实验，又一次成为国内关注的知名人士。他从广东到河南，从河南到山东，办村治学院，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办《乡村建设》杂志，孜孜以求，从无倦怠。1936年，他出版了40万字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阐述了他的从村治入手，探索一条民族自救改造中国的途径。在当时有学问的人大多往城里跑的情况下，他带着一群忠实的追随者，怀揣“振兴农业法丹麦，建设乡村救中华”的壮志，光头跣足，穿行垄亩，“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历时七年之久，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所提供的一套根据中国国情推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