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精彩片段：
20 悔恨
我从北京回到村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凉水泉样样不对劲，我像是突然换了一副眼睛。也许如四季膻递，在我离开的这阵子这个地方真的起了变化？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夏天嘎然到了尽头，每一样东西都沾上了秋的气息：花儿从野地里消失了，落木萧萧，风的刀口也磨快了。虫鸣凄厉，仿佛知道自己的大限将临。
迎接我的头条新闻便是老眯子被强奸了，调去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陈丢了职位，他总是躲着我，也许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我被任命为猪号的班长，安排自己和其他人干活，于是不再做关于陈的梦。毕竟，这不叫爱情，我很快把他给忘了。忘了老眯于则不太容易，有时我们心自问，如果我不带头值夜，今天她是否会安然无恙呢？现在她前途黯淡，虽然没人会想到来责备我，我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对此事负责呢？
如果老眯子事件只在我心中搅起些微澜，那么，另一场路人皆知的“九一三”事件则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回头看看，这成了我们这代中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
“九一三”是指“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企图暗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事件，结局是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这件事使我极为震惊，并随之对“文革”的实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而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是一群目光如炬、高尚无私的人？我此前一直如是相信。亦或它竟是一场自上而下、最后弥漫全国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受了大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术家利用了。林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能想到毛主席亲自提拔、党章中已经确认的接班人会是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家？如果林彪是如此，那么其他像他一样在文化革命中青云直上的人呢？
至于那些政治家们炮制的理论和口号，也许只是他们攫取权力、击败对手的工具，而我却一直对之高度重视，活学活用。林彪和他的追随者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当权派则坚持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这一指导思想永远不会改变。
林彪死后，新闻媒体继续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但在凉水泉，订报刊的人数骤降，从1969年的近200份降到了1972年的不到10份。严指导员对此颇为不满，他召集会议专门强调订报的重要性。但只要他不给掏钱，我们才不理他的茬。谁舍得把辛苦得来的血汗钱花在这些空谈和可憎的谎言上，这些话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了。
报上的谎言之一是说所有知青下乡都是出于自愿，其实不然。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和我在养猪场一块儿干活的一个哈尔滨来的知青女孩对我说了她的经历。
1969年她来凉水泉时才15岁，长得又瘦又小，人们叫她小猴子。两年后她来猪场顶了老眯子的位置。农历新年快到来时，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么也没给她寄。除夕夜，见她很忧郁的样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与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这使她脸上浮起些许惨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释为什么她家没给她寄东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身体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我是老大，从读小学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归我干：买东西，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买煤，带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爸每个月才挣70来块钱，他请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到学校找领导说了我们家的困难，请求领导让我留城。但领导发话了：今年分配有统一的政策：长子长女都必须下乡。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许留城。就这么回事。这个政策还有个名儿，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爸回来跟我一说，我们都很为妈妈担心，怕她听了这个消息受刺激，又要发病。我们就瞒着她，一直瞒到最后一个晚上才告诉她。”
“我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平静。她说她会给我做茶叶蛋，让我带了在火车上吃。见她这样，我和爸爸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妈还是发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乱语。当然，也不会有茶叶蛋了。爸爸抽不开身到车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这么来了。”
“后来我爸给我写信，说我妈的病好一点儿的时候，她想起了答应给我煮茶叶蛋的事，她很后悔自己在我走那天发病。打这以后，我爸说，只要她精神病一发作，就煮茶叶蛋，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了，然后拿到火车站，送给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
说到这里，小猴子声泪俱下。这真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我也陪着落泪了。到了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么英雄？又何必假装我比她站得高，看得远？现在我们不都一样了——自愿来的和被迫来的，我们都陷在这沼泽里！从目前的宣传看来，北京一些领导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这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运动必须成功。我们变成了他们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他们错了也得死硬撑着，否则就会给对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政策谈何容易！这太残酷了！想想。巴，他们的赌注是中国几百万青年的前途，而我们的命运又紧系着几千万父母和亲朋的心。谁知道在这个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泪下潸然。而政治家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在乎权位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