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_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7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7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9节 抗战以来自述（20）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飞成都。

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谓第三者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者，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10月23日我飞返重庆。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大要见前第八节：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庆的朋友，那时正忙于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

我于那次参政会是没有出席的。那时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怀冰军长的军部中，略听到消息而已。好在会罢不久，我即到渝，于当时提案讨论通过各情形尚能闻知大概。据我所知，当时各方提案最初动机，，而争求各党派合法地位，俾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恰好此时，汪精卫组织伪政府，以施行宪政为号召，遂以间接促动此提案之通过。论时机实不成熟。

照我个人所见，应以团结统一为急。即如各党派（我亦在其中），我认为亦宜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在大家亦并未忘了统一，大家意思求宪政即是求统一，未尝有二；我则认为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所以我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之热心。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我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

好在大家朋友并不怪我的偏执。而且对于第三者之联合，早有此意，不待我发动，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原文照录于次：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