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双重生命_第一部分 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5)

第一部分 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5)

第1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1)

一 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

1996年3月13日，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溘然辞世，终年54岁。消息传来，令了解他及其电影作品的人们感到无比的震惊与伤痛，伴随着的，还有一种十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疑惑。尽管朋友们多次尝试，想要说服他去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但最终他仍拒绝了巴黎、纽约以及两家波兰专业心脏手术机构的邀请。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人，对自己的医生充满信任。那天，他自己步行来到华沙医院，自己登记入院、接受手术；他再也没能醒过来。根据他朋友的说法，那家医院应承认责任，因为他们的医生对进口医疗器材熟悉程度不够。［1］

不少纽约人是在曼哈顿的林肯中心看戏时得知他的死讯的，沃尔特·里德剧院（Walter Reade Theater）正在那儿上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十诫》的话剧版；入席不久，观众便被告知这一噩耗。惊讶与心痛之余，我们试着理性地面对这一消息：“至少，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错失一些他本该完成的电影，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在《红》之后便已宣布息影。”随后，我们开始推测事情发生的真实顺序——这和我们看他电影时所做的事一样。当初，他决定告别影坛，是否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抑或他觉得该说的都已说完，因而心生厌世之情？他最终死在了波兰的医院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运？抑或，自由意志在他这出人生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才是决定性的？毕竟，拒绝优质医疗机构邀请的，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早在二十年前便拍摄过纪录片《医院》的人来说——那部影片中的波兰医院缺电能、少设备，医生更是严重缺乏睡眠——无论怎样，华沙都不会是接受外科手术的理想地点。［2］

再次观看他的作品，我们不由被其中透露出的死亡意味深深打动，从《机遇之歌》、《无休无止》一路到《十诫》、《三色》三部曲，我们始终可以见到那种对于死亡的暗示。波兰出生的女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一个月见过他。她回忆说：“他想要活下去，他说心脏病是对他发出的一个警告，一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中的波兰女主角。”［3］在电视访谈中，我们更仔细地聆听了他看似无心的只言片语。在克日什托夫·维兹比基（Krsysztof Wierzbicki）1995年为丹麦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I’m So?鄄So)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承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感到恐惧，视其为一个黑洞。他将自己称作“已退休的电影导演”，不过承认还是在继续写剧本。“将来某一天，或许，又会有根据我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出现。我希望这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套——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待在里面了。”烟不离嘴的老导演在咳嗽间隙如此说道。1994年，他接受某家法国电视台采访，当被问及一个53岁的男人能否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彻底无所事事时，他回答道：“接下来的三十年？我可不希望自己非得活那么久。”

第2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2)

这种黑色幽默的态度十分符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贯个性，长生不老也从来都不是他们家的传统：他父亲47岁时因肺结核去世，母亲也在67岁时殒命于车祸。他个性中有着尽量避免多愁善感与骄傲自负的一面，对于人性之愚蠢，他宁可选择冷眼旁观。作为艺术家，他是谦逊的，相信即使自己不再拍摄新片，地球也会照样转动。“我害怕重复自己。”他对维兹比基说。

我第一次遇见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在1980年的纽约电影节上，《影迷》在那儿放映。之前，我经常为法国导演担任翻译，但那是我第一次给一位波兰导演服务。不过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于是，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在多个电影节上做他的翻译，从戛纳电影节到特柳赖德独立电影节。睿智过人的他个性毫不张扬，喜怒之时从不拔高嗓门。不过，熟悉之后，从他那羞怯、自命为悲观主义的个性中，又显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热情与大度。那还是在1980年代结束之前，他一直让我称他为“伍耶克”（Wujek，波兰语中的“叔叔”），而他则热情地叫我“玛拉”（Mala，波兰语中“小家伙”的意思）。我俩成为好友，他甚至成功说服我母亲回到波兰，那是她在二战结束后的首次归国。“这是你欠你女儿的。”1988年参加纽约电影节时，他对我母亲说，“我会在华沙国际机场接你们，然后开车带你们去克拉科夫，你可以带着她看看你自个儿的故土。”七个月后的某个夜晚，言出必行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果真花了五小时开车带着我们，从华沙机场一路来到克拉科夫。在那里，大屠杀曾令我母亲失去家人、财产和身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坚持，她不可能和我一起完成这次非凡的归乡之旅。

也是这次波兰之旅，令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尤其是他妻子玛丽西亚和女儿玛尔塔。我还结识了他的御用作曲家，胖胖的兹比格涅夫·普赖斯纳，他那粗狂的个性与他笔下细腻的旋律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还有幸实地观察了摄影师斯瓦沃米尔·伊齐亚克（Slawomir Idziak）的工作状态，他当时正在华沙城堡中拍摄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的《拿破仑》(Napoleon)。这次旅行期间，基耶斯洛夫斯基还带着我和我母亲去了一个小放映室，我俩也因此有幸成为最早看到《爱情短片》的那批观众。

第3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3)

我当初写过一本有关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觭ois Truffaut）的电影书，之后还为他当过翻译。或许因为这种经历，我总觉得在特吕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之间有着那么一种相似，尤其是当我得知基耶斯洛夫斯基看过一百遍《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之后——这打破了特吕弗的纪录。他俩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都不太平凡：特吕弗成天逃学看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则因为穷得买不起票而只能爬上戏院屋顶，从通风口偷偷看那半块银幕。两人都是性格腼腆的自学成才者，爱看书，都编剧、执导了那种需要反复观摩方能体会个中内涵的文艺电影（literate films）。他们为热爱思考的观众拍摄有关人性弱点的严肃作品，而且经常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各自对观众理解水平的信心。两人都反权威，在服兵役的问题上有过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靠着欺骗手段逃过了兵役）。特吕弗以爱写信而著称，死后大量信件被公之于世；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曾说过，遇到人生重要之事时，他都会以写信方式与女儿玛尔塔沟通。两人都对女儿一往情深，也都拍过与女性相关的电影，这些作品中的男性往往会笨拙地拜倒在那些女性角色膝下。

两人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特吕弗52岁，基耶斯洛夫斯基54岁；最后一部影片都由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鄄Louis Trintignant）担任主演，这两个角色也可以被视作他们各自的替身。在《情杀案中案》（Confidentially Yours）中，他扮演一名内向的杀人嫌疑犯，爱上了范妮·阿尔当（Fanny Ardant）饰演的角色，而生活中的范妮正是特吕弗的亲密伴侣。另一边，特兰蒂尼昂在《红》中饰演幻想破灭、个性顽固的退休法官，沉迷于对邻居进行监听，直至伊莲娜·雅各布饰演的女孩给他带来人性的关怀。当年，法国杂志《电视博览》为《三色》上映专门筹备特刊《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激情》，特兰蒂尼昂在接受他们采访时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导演的节奏：“他一直让我快点再快点……就像特吕弗喜欢让演员把台词念快点一样。”［4］

第4节：个人背景 早期短片(4)

他们的最后几部影片都拍得很快，至少一年一部，这多少会让人感到疑惑：两人是否都已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才加快进度；抑或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才导致他们的早逝？1993年，我在巴黎见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他已显得形容枯槁。我们坐在“圆顶”咖啡馆，他点了自己钟爱的鞑靼牛排，然后告诉我，他正在一面剪辑《蓝》，一面拍摄《白》，同时还在修改《红》的剧本。我母亲警告他说：“你这是在自杀。”一个疲倦的耸肩，轻轻地一挥雪茄，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