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和孟小冬 精彩片段：
梅孟之恋
孟小冬定居北京，拜师陈秀华——梅兰芳频繁接待外国友人，梅宅成了“外交场所”——梅、孟合唱《游龙戏凤》——梅、孟两情相悦，渐生情愫——梅兰芳有妻室，前有王明华，后有福芝芳，还有无疾而终的刘喜奎——友人撮合，梅孟结合，另择新屋而居
孟小冬以一出《四郎探母》在北京城一炮而红，又因为和梅兰芳合作《四郎探母》而迅速跻身名角儿行列，演出邀约纷至沓来，她忙得不亦乐乎。频繁演出、灌录唱片，使她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这个时候，她认为可以将父母家人接到北京来了。其实在她离沪赴京之前，孟鸿群就已经产生了移家北京的想法。当时，他对小冬说，你先去看看，如果能在北京站稳脚，我们就过来。因此，孟小冬如此急切地决定全家定居北京，除了北京是京剧的故乡，京剧界泰斗级人物都在北京，在这里能有更好的艺术发展等因系之外，在孟家人的心里，似乎还存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之类的朴素观念。
此时孟家，孟鸿群因为身体原因，已很少登台，即便登台，也只能唱些小戏，戏份很少。因此，孟小冬实际上已经成为孟家顶门立户的支柱了。一家人全都指望她的演戏收入维持生计，自然地，她在哪儿，他们也应该跟到哪儿。既然孟小冬在北京奠定了事业根基，那么，他们必须跟随她而去。很快，孟鸿群、张云鹤夫妇将上海的家清理之后，带着小冬弟妹一起乘火车奔赴北京。
在这之前，孟小冬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购买了一处住宅，房子不大，小冬自住一间，师傅仇月祥住一间，父母住一间，三个弟妹合住一间，就已经住得满满当当的了。孟鸿群身体原本就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刚到北京就病倒了。于是，孝顺的小冬又请了一个女佣，负责家里烧饭买菜打扫卫生等杂事，还请了一个看门的男佣叫海公段，负责照顾三个弟妹。如此，房子就显得更拥挤了。
孟小冬的琴师孙老元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他天天要到孟家为小冬吊嗓、说戏。这里吊嗓，那里锅碗瓢勺叮叮当当，还有弟妹们的打闹，父母的呵斥，等等，院子里显得异常吵杂。想想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儿，孟小冬狠狠心，决定搬家。当初，孟鸿群之所以下决心让小冬离沪到京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冬的舅舅张桂芬也在北京唱戏。他是汪派老生，艺名“小桂芬”，虽不能和余叔岩、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这样的名老生相比，但也算得上是角儿。于是，小冬委托张桂芬找房子。不久，孟家又乔迁，迁居东四三条内的一个大四合院。
将家安顿好，孟小冬在演出之余，忙着拜师了。
按照北京梨园行的行规，只有入了行会，注了册、登了记，被承认而符合了京剧演员的身份之后，才能正式作为京剧演员登台唱京剧。这里的“行会”，指是的“正乐育化会”。
用一句话概括，“正乐育化会”是北京戏曲艺人的自治性行业组织。它成立于1912年，发起人是京剧演员余玉琴、田际云。它成立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界走向维新道路之时。它成立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团体向同行们传播新思想、灌输新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更好地在舞台上塑造人物，更好地发挥戏曲的教育功能，实践戏曲的社会责任。
尽管“正乐育化会”只是一个行业性社会团体，并不具有政府职能性质，但是，它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一个演员能否在北京的舞台上登台唱戏，事先必须征得行会的审查、登记、批准。其中包括北京当地初入戏门的演员，以及初次由外地到北京，想要登台的演员，比如孟小冬，就属此类。
所谓审查，即审查该演员是否具备登台唱戏的资格。也就是说，他的学艺经历、他的师承、他的技艺水平等。其中“师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梨园行又有个不成文的行规，即外来的演员，无论之前是否坐过科，拜过师，到北京后，如果想在京城登台，还必须另外拜师，拜北京的师。
当时，学旦角的角儿，大多数拜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而一般旦角，大多数拜吴彩霞、诸如香、赵绮霞等；学老生的角儿，主要拜陈秀华、鲍吉祥、张春彦等，而一般的老生，则主要拜陈少五、札金奎等。孟小冬此时，算得上是角儿了，因此她在北京拜的第一个师傅，是陈秀华。
由于此时的拜师是入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少刚到北京的演员，也就只将拜师当作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很敷衍，只是在拜师时按规矩送去孝礼，并不真正前去学习，空有师徒之名。孟小冬则不同，她是少数真心向学中的一个，时常向陈秀华讨教，虚心求学。这个时候，她似乎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是主工余（叔岩）派。除了随师学习学习字眼、唱腔，每有余叔岩登台，她必前往观看，细心观察。有的时候，她还向余派票友请教。比如，对余腔有相当研究的名票李适可，就曾因孟小冬之请为她传授过余派技艺。
拜了师，取得了正乐育化会会籍，孟小冬正式成为北京梨园行的一员了。
这段期间的梅兰芳，似乎大大减少了营业戏的演出，不为别的，只为他已不仅仅是一个以唱戏为生的演员了，而肩负起了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政府、官方强加的，而是以他的艺术才华、人格魅力在民间自然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