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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文学杂谈
我所认识的秦兆阳
20世纪80年代，我的多部长篇小说是先由《当代》发表，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有《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
那段时间，秦兆阳先生已经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任《当代》主编。
听编辑部朋友们讲，他这个主编绝非挂名，凡刊物发表的重要作品须经秦老亲自把关，他不仅会对稿件提出具体中肯的修改意见，有时还会披挂上阵亲自改稿。
我曾听《新星》的责编章仲锷讲过一则逸事。
发表在《当代》的纪实作品《一个冬天的童话》，作者遇罗锦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在“文革”中曾因为反抗血统论而遭受迫害，不仅累及全家并且本人最终被枪杀。遇罗克一家的惨痛经历特别折射出“文革”的荒诞和残忍。但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坛还面临着许多禁忌，发表这样一部作品，编辑部可能会有被批判甚至被封杀的风险。斟酌再三，秦老最终还是拍板发表，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些胆略的。作品发表后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编辑们津津乐道的是，由于作者初次写作，某些文字尚显稚嫩，某些地方分寸把握也欠妥，秦老不仅扛着政治上的风险，亦亲自上阵“捉刀代笔”。章仲锷曾对我一一提示秦老的“笔迹”，确显出其在当时情况下把握作品的周到和文学功力。
我和秦老接触比较多的一次是长篇小说《衰与荣》发表之前。
由于此前《当代》已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别发表过《新星》和《夜与昼》，于是，当我完成《衰与荣》的写作时，时任《当代》副主编的朱盛昌和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亲自到我居住的山西榆次看稿。看稿过程很顺利，两位均表示满意，又说这样的“重量级”稿件回京后还要向秦老汇报。据我了解，当时的秦兆阳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一般稿子就由朱、何两位会同编辑部的编辑们定夺了，但重大题材或可能引发争议的作品则要呈秦老亲自审阅把关，《衰与荣》就在此列。我自忖有前两部作品顺利发表为基础，且朱、何两位编辑部负责人十分支持《衰与荣》，秦老那里应当不会有大的问题。然而，就在我回北京等待“意见”的几天，编辑部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说秦兆阳先生已看过部分章节，对作品有很大保留，甚至提出“不发”或“缓发”。
我当然有些“没想到”。朱盛昌解释说，由于视力差，秦老已没有精力看稿子的全部了，只能先听编辑部汇报，然后借助放大镜看可能发生争议或出现问题的部分。《衰与荣》全篇近六十万字，描绘了京都近百个人物、几十个家庭，特别突出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心理及挣扎，和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观念嬗变与冲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看，有些内容是“尖锐”的。
记得我当时对朱盛昌颇有些“意见”，觉得编辑部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一部六十万字的作品，只挑出其中的十来万字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尖锐”内容拿给秦老审读，很容易“通不过”。
两天后，秦老请我去他家里面谈，一同去的还有朱盛昌和何启治。
秦老家住离故宫不远的东黄城根一个朴素的四合小院，是解放后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下的。小院有两进，秦老住在里院正房，屋里四处堆满了书，空余之地除了书柜和几把椅子几乎没有别的摆设。墙上挂着几幅秦老自书的字画，透着书卷气。
那是1987年10月，外面还很暖，但屋里阴凉，已生起煤炉，穿着一件中式小棉袄的秦老正拿着放大镜坐在沙发上看稿。见我进来，秦老笑吟吟地站起握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并不谈稿子，而是拉家常问起我在榆次的生活，平日怎样写作。听我说除了写作基本不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和应酬时，秦老脸上现出真诚的羡慕，说：你们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在生命最好的阶段写作，而我，现在虽然有很多想法，但身体已经不行了。
秦兆阳先生的遭遇我早听过一些，也算文艺界比较著名的“右派”了。他生于1916年，1957年因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受到批判，继而被下放到广西柳州工厂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北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秦老刚刚四十一岁，正是1987年我完成《衰与荣》的年龄。想到这些，不由得对老人更多了些理解和尊重。秦老显然并不愿回忆历史，很快把话题转到了现实。他说自己现在身体不行了，不仅不可能去外地旅游，就连在北京文艺界的活动也极少参加。他指着堆在四处的稿子说：“有限的精力就只能看看稿子了，是工作，也是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