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精彩片段：
二十八 修为
徐悲鸿书室中悬有自书一联，上联曰“独持偏见”，下联曰“一意孤行”。他还曾请齐白石以“荒谬绝伦”四字刻章一方，或问何意，他说：“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伦’。”
溥仪曾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文曰：“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
马一浮的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