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录_品雍正 四 如此朋友

品雍正

四 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