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熙载夜宴 精彩片段：
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
——历史上真实的韩熙载
《韩熙载夜宴图》
1945年秋天，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预备在北京定居，正巧遇到一座清代王府出售，看房后很是满意，谈妥了价钱，预备买下来。恰在此时，他偶然听说绝世精品《韩熙载夜宴图》落在了北京一古玩商手中，忙赶去看画，鉴定为真品后，当场决定以五百两黄金的高价买下，之前筹划已久的买房计划自然泡汤。
得到此画后，张大千视为无上珍宝，还专门制作了一枚“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印章，加盖在图卷上。然而到了1951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移居国外时，突然以筹措路费的名义，将手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以低价卖给了一位朋友，其中，《韩熙载夜宴图》只卖了两万美金。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时任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赶赴香港，从张大千那位朋友手中以原价购回了三幅画作。张大千最终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三幅国宝巧妙地留在了祖国大陆，现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创作缘由，有两种不同说法：《宣和画谱》记载说，后主李煜打算重用韩熙载，得知其“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棵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顾）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五代史补》则说，韩熙载晚年生活放纵，“伪主（指李煜）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韩）熙载自知安然”，李煜想借此图来规劝韩熙载，希望他有所悔改。无论如何，此画是顾闳中奉诏而作是确认无疑的。据史书记载，另一待诏周文矩也曾作《韩熙载夜宴图》。元人汤垕在其著作《画鉴》中记载：“李后主命周文矩顾弘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弘中笔，与周事迹稍异。”可见元代时顾闳中、周文矩两画尚在。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为画院待诏，擅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周文矩（约907～975），江宁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为人美风姿、擅丹青，颇具精思，工画人物，尤擅仕女，多画宫廷生活，传世作品有《琉璃堂人物图》、《重屏会棋图》、《宫中图》。二人齐名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现传世的《韩熙载夜宴图》世代记为顾闳中所作，因其画卷题跋中有：“顾闳中，南唐人，事后主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杂搡，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于樽俎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此图乃顾闳中之所作也。”但经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考证，此画并非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所临摹，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画中人物除韩熙载、僧人德明、状元郎粲三人外，其余男子皆穿绿衣，这是降官的服色，正好是南唐投降后不久宋朝颁布的法令，降官“例行服绿，不问官品高下”，此令至淳化元年（990年）始废；二是画中凡闲人均“叉手示敬”，这其实是宋人礼仪。
无论作者是谁，就人物画而言，《韩熙载夜宴图》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千年以来，凡有此画著录的各书都对它有极高度的评价。
这幅画全长三米，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当晚韩熙载夜宴中的情形，共分五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第一段“听乐”，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表现了宾主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观舞”，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王屋山击鼓，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暂歇”，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姬妾谈话；第四段“清吹”，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他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姬妾说话，另有五名乐伎做吹奏的准备，她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毫不呆板；第五段“散宴”，描绘众宾客与姬妾们谈话的情景。
这幅画的精彩之处，在于把众人玩乐时的神情和不同性格表现得十分逼真，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尤其深入描绘了韩熙载晚年失意，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画中韩熙载虽然处于夜宴欢场当中，却始终双眉紧锁，表情冷漠，在他身上凝聚着深沉的现实矛盾和精神上的空虚苦闷。精微细腻的刻画使得这幅画超越了一般私人生活的描写，成为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风情的杰作，表面的歌舞升平，掩饰不住深刻的危机，韩熙载貌似风流实则悲苦难言的情态，亦超出个人情感的狭小范围，成为南唐王朝“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生动缩影。
韩熙载
韩熙载，字叔言，淮州北海（今山东）人，平卢军留后韩光嗣之子。他自幼勤学苦读，曾与同乡好友史虚白一道隐居在中岳嵩山读书，后游学于洛阳，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此时他才二十岁出头，正是胸怀天下的年纪。天成元年（926年），后唐发生多起兵变，中原陷入一片混乱，韩光嗣被杀，韩熙载被迫离开中原，与史虚白一道在好友李谷的掩护下逃往南方。
李谷，字惟珍，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后唐进士，为人厚重刚毅，善谈论，与韩熙载交好。他因为家乡靠近淮水，熟悉地形，让韩熙载、史虚白伪装成商贾，从正阳渡淮河，这样可以顺利逃入对面吴国境内。传说几人分手前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于是二人就此预定，各自要有一番作为。后来周世宗柴荣果然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淮南之地，李谷进封为赵国公，入宋后不久病死，宋朝赠其侍中，可谓仕途顺利、一生荣光，而韩熙载和史虚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当年七月，韩熙载与史虚白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吴国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当时吴国大权已经旁落，执政的实际上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朝中最受信任的大臣为宋齐丘，史虚白一见他就说：“吾可代彼。”（《南唐书》）宋齐丘很是不平，想杀杀史虚白的傲气，便设宴招待，等他喝得半醉时，有意让他写作朝廷书檄、诗赋、碑颂等各种文体。不料史虚白握笔在手，笔不停缀，瞬间写完，词采磊落，坐客惊服。徐知诰很是赏识，问他军国大计，史虚白说：“中原方横流，独江淮阜。兵食俱足，当长驱以定大业，毋失事机，为他日悔。”意思是让吴国趁中原兵乱，一举北上，尽快实现统一大业。然而徐知诰正谋划从吴国夺权，自己当皇帝，哪里有这等远见，因而只是敷衍了事。史虚白看出此人不足以谋，便以有病为由推辞官职，果断离去，从此寄情山水，诗酒自娱，绝意世事，后与其子合力著有《钓矶立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