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下册) 精彩片段：
第二十二章 步步进逼
第六节 行督责书
李斯此番所写，正是日后著名的《行督责书》。其文虽篇幅较长，但千古名篇，不容不敬，姑原文照录于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通读李斯此书，虽难逃阿胡亥意之讥，但另一方面，却也还是很好地体现了李斯的政治思想。
所谓督责，督者，察也。察其罪，然后责之以刑罚也。督责二字，虽不是李斯所发明，但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被提出，并加以全帝国范围的实践，却无法不归功（或者归过）于李斯。
在这里，李斯无疑是受到了他师兄韩非的启发。按，督责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八经篇：“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言必有报，说必责用。”可以看到，韩非是将督责二字分开使用，李斯则是将督责二字并为一体。这一区别，并非只是玩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细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李斯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在韩非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韩非曾提出一个“形名参同”的理论，督责乃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形名参同，见于《韩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比较可知，韩非的督责，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而李斯的督责，则强调主动出击，积极干涉。有趣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也正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
话说回来，单从理论上看，李斯的督责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反而自有其积极和深刻的一面。只不过，这个制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被一个错误的人执行，从而火上浇油，将帝国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胡亥接到李斯的回书，大喜，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胡亥曰：“如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帝国的局势，从此越发水深火热。而在外人看来，这一切全因李斯的《行督责书》引起，黑锅也应该由李斯一人来背。李斯毕生辛苦积攒起来的人品和声望，一时之间跌到了谷底，而且再也看不出有反弹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