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天鹅 精彩片段：
创作笔记
鲇川哲也
就像上次写到一样，《黑色天鹅》与《憎恶的化石》是同时写作的。成为热门作家后，在同一时间写好几本小说，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值一提。但人一忙，脑袋里难免会产生混乱，因此有时会闹出在A杂志连载的小说中的角色，突然出现在B杂志的小说里，让编辑手忙脚乱的大笑话；但如果是写推理小说，而且是本格推理小说的话，读者的眼光是很严厉的，这种事可没办法笑笑就算了。而且长篇的本格推理小说，就算是在推理小说的起源地欧美，一年一部作品已是极限了。要是生产太多，小说的密度就会变薄，品质也会滑落。不过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我还年轻吧，这两部小说我写得十分顺畅，丝毫不以为苦。平常写的是《憎恶的化石》，等到月刊杂志截稿日的前十天，才换写《黑色天鹅》，每次写个一百张稿纸后交给编辑部。
最近推理小说热潮已为大众所接受，身为一名推理作家，我觉得这是再好也不过了。但是，这股热潮也连带造成推理作家受到过度压榨，所以，我无法真心地为此感到高兴。
在我写《黑色天鹅》的那个时代，能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推理作家人数不多，因此，其他的人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却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投入在一部作品之中。当时推理小说杂志编辑的想法是，推理小说是要将一个灵感，一点一滴发酵之后，才能慢慢地写出来的，作家亦赞同这种想法，不管是写长篇还是短篇都是一样。
“现在的新人还真可怜啊。一得奖，杂志社就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向他下单，如果推辞的话，其他人就会骂：‘混帐东西得奖了不起啊’，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让灵感发酵。”
某位评论家会说过这句话，强调我们那个年代作家的优势。诚哉此书。
现在这件事听起来已经像是古老传说了，但过去编辑与前辈作家之间会流传过一句话：“长篇推理小说谁都能写个一、两部，但第三部就是个大问题了。”因此，当时的新人写第三部长篇时，应该多少会有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吧。最近的年轻作家，如果听到这个迷信，一定会捧腹大笑的，但由此可以看出，过去的作家就是有这么的——应该说单纯吧。
推理小说作家变得更加坚强是件好事，要是不坚强的话，可能会像过去的传说一样，出了第三部作品之后，就江河日下了。可是不管时代怎么变，推理作家的笔力变得如何旺盛，一年写一本完整的本格长篇应该是极限了。因为好点子不可能迅速频繁地出现在脑海中，全盛时期的卡特·狄克森☾1☽，曾经创下一年写四本长篇的纪录，但这种创举也只有他才做得到。
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是，我出版长篇时，指出我错误的读者，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住在关西或关西附近的人士。我虽然觉得：这好像与一般认为的关西人个性有些不同，但我还是得要对他们如此仔细阅读我的作品，致上我的感谢之意。相较之下，东京方面的人或许都只读表面吧，极少对我的作品做出回应，而北海道跟南九州方面会做出回应的人，更近乎等于零。看来知名的推理小说爱好者团体“SR之会”成立的地点，之所以会在京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SR之会”发起一个企划，就是对一本手边的长篇小说进行缺席裁判，有两、三本名作已经受到他们的制裁。下一个成为俎上肉的就是《黑色天鹅》了，检方罗列出众多罪状，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从两大师桥丢弃尸体”。当时检方的论告，简单来说就是：那条路线在当时已经电气化，所以从桥上丢下来的尸体，应该会碰到电线，不可能会掉落到列车上。检方是谴责作者欺骗了无知又善良的读者？还是觉得作者太粗心大意了，该判有罪呢？详细的论告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幸好辩护律师团的辩论合情合理，所以我获判无罪。
当时担任那可憎检察官角色、对我求处死刑的，就是后来成为本全集解说者之一的河田陆村氏。相信不用说也知道，这个笔名来自卡特·狄克森。值得记上一笔的是，他的本业为大阪读卖新闻的经济记者。
写这部小说之前，我拜访了位于港区芝之西久保巴町的岩谷书店编辑部，与大坪直行总编辑一起，去附近的咖啡店，并告诉他《黑色天鹅》的开头部分。这时，同席的田中润司氏露齿而笑，指出了上述河田检察官所提到的错误。我微笑以对，没有反驳。我的想法是：为了完成一本小说，歪曲一部分的现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座陆桥下有电线通过的事，我自己也非常清楚，每当我往返于“侦探实话”编辑部时，我都会靠在厚实的水泥栏杆上，俯看着蒸气机关车与电力机关车通过桥下的景象，并思考我作为一个推理作家的未来。
连载开始后，我并没有收到读者的抱怨。或许是读者把写满牢骚的明信片寄到编辑部时，大坪总编辑担心作者看到后会意志消沉，所以，把那些明信片给揉成一团丢掉了。无论如何，我总算能够以轻松的心情，结束长达半年的连载。
本篇是与松本清张氏的《零的焦点》一并连载的。在双方的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我看出了松本氏作品中的杀人动机。编辑跟读者虽然还看不出来，但身为作家的我，理所当然地完全看穿了他葫芦里要卖什么药。总之，我发现的事情就是——“《零的焦点》与我的长篇正走向相似的结局”。我在心里大喊不妙，虽然这完全是偶然，但动机相同的话，读者会觉得很扫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