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原·夜猎·夺命剧场_前言 不可能犯罪的简史

前言 不可能犯罪的简史

麦可·艾诗礼

“不可能犯罪”的历史跟推理故事一样悠久。十八世纪末流行的哥德式推理故事中，包含了大量疑似鬼屋的故事，虽然结果都脱不了跟秘道有关。例如安·雷克立夫（Ann Radcliffe，一七六四至一八二三，英国小说家）的《乌多夫堡密辛》（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连霍夫曼（E.T.A.Hoffmann，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二，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史屈黛丽小姐〉（Mademoiselle de Scudari，1819）也不出这个范畴，不过后者已经初具密室谋杀的雏型了。

第一篇没有仰赖秘密通道、可称为原汁原味的密室谋杀故事，应属约瑟夫·谢里登·勒·法纽（Joseph Sheridan Le Fanu，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三，爱尔兰作家）刊登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份《都柏林大学期刊》（The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上面的〈爱尔兰女伯爵秘辛中的秘道〉（A Passag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n Irish Countess）——尽管标题上面有着秘道二字。时至今日，勒·法纽最为人所称道的恐怖小说，是像《西拉斯伯父》（Uncle Silas，1864）这一类包括许多密室谋杀点子的著作，另外还有吸血鬼故事〈卡蜜拉的肖像〉（Carmilla，1872）。在勒·法纽的作品中，只缺一名具备破案热情的侦探。不过这一点很快就由爱伦坡在〈莫尔格街凶杀案〉中补足了（刊登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号的《葛拉翰杂志》），该篇故事替侦探故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情节恐怖诡谲，是不折不扣的密室推理案件。

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另外几篇密室谋杀故事，最知名的也许是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英国推理小说的始祖）的〈极怪之床〉（A Terribly Strange Bed，刊登于一八五二年四月号《家庭文学》（Household Words））。该篇故事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负责出版，我有点讶异狄更斯竟然不曾创作过“不可能犯罪”的故事，因为他一定能写出很棒的作品。总体而言，维多利亚中期的不可能犯罪，保留了过多哥德时期的特色，当时看来虽然极具创意，于今却显得过于陈腐。这也是我未将那些故事重新付印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那些故事多半可以在原创作者的选集中找到。我唯一编列的一篇是汤玛士·贝里·艾迪奇的〈疯子〉，这篇作品比当时其他小说更具原创性与现代感。

不可能的犯罪故事真正大行其道，是发生在一八九二年，有两部重要作品出版后才造成的旋风。首先是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六，英国犹太裔剧作家、小说家）所写的《弓区大谜案》（The Big Bow Mystery，1892），该小说于伦敦《星辰晚报》（The Star）上面连载。这是首部以密室谋杀为题的长篇小说。赞格威尔在下笔之前已构思多年，作者的创意与才情在小说中展露无遗，秘道与其他机关皆不见了。这是一本纯粹以智取胜的犯罪故事，必须凭借旗鼓相当的本事与推理能力才能破解。小说连载其间，读者纷纷投书提出自己的破解办法——但是没有一项是对的——密室推理的刺激与魅力可见一斑。另一项出版品则是福尔摩斯探案的〈斑点带子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刊登于一八九二年二月号《史传德杂志》）。福尔摩斯的爆红是众所皆知，作者柯南·道尔爱极了异常的犯罪手法，而福尔摩斯的故事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里头所有的犯罪手法都非常诡异，因而对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构成极大的挑战。福尔摩斯对普通犯案毫无兴趣，但奇怪的是，该系列中不可能的犯罪篇数非常少，严格说起来只有两篇，另一篇是〈雷神桥之谜〉（The Problem of Thor Bridge，一九二二年二月号《史传德杂志》），讲述一个看不到凶器的谋杀案。

《弓区大谜案》和〈斑点带子案〉出版时，正值大众小说性质的杂志开花结果之际，结果为不可能犯罪故事开启了一扇大门。维多利亚末期及爱德华时期的作者热爱不可能的犯罪，柯南·道尔进一步写出经典故事〈失踪的专车〉（The Story of the Lost Special，一八九八年八月号的《史传德杂志》），内容是讲火车硬是从铁轨上消失了。梅德（L.T.Meade，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爱尔兰女作家）在她的犯罪小说中，提供更怪异的破案方式，尤其是那些收录在《推理杰作选》（A Master of Mysteries，1898）的故事为甚。

不可能犯罪故事的下一步重大突破，是出现在一九〇五年。美国作家杰克·福翠尔在《波士顿美国人》连载〈逃出十三号牢房〉（于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止），并向报纸读者提出挑战，看谁能想出正确的破案方式。故事以人称思考机器的数学教授凡杜森为主角，此人推理能力超强，再离奇的案子到他手中都能迎刃而解。凡杜森在第一篇故事中给了自己一项挑战：要从戒备森严、随时有人看守且有如密室的监狱中脱逃。他的逃脱手法，仍是小说史中最精采的经典之一。福翠尔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又写了几十篇思考机器的故事，但并非所有故事都已出版成书。这些故事的题材包括物品从房中不翼而飞、车子在路上无故消失、甚至一整栋房子都不见了。可惜福翠尔在一九一二年随着铁达尼号沉船去世了。

艾德格·华莱士（Edgar Wallace，一八七五至一九三二，在英国有“惊悚之王”的推理作家）也在一九〇五年出版极具巧思的《四义人》（The Four Just Men）。华莱士自行出版此书，而且故意不刊登结尾，提供奖金让读者破解一椿光天化日下有警察围守（但未碰触）的密室杀人案。想也知道，华莱士在他的小说和故事中，使用多次的密室技法，一名男子被在密室中被瓦斯毒死的《深红圈》（The Crimson Circle，1922）应该算是最精采的一部了。

继《四义人》出版后不久，畅销的密室推理《黄色房间的秘密》（The Mystery of the Yellow Room，1908）也跟着出版了。作者是卡斯顿·勒胡（Gaston Leroux，一八六八至一九二七，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记者暨作家）——他的作品以《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1911）最为人所知——这部小说如今仍在全球印行，是手法最成熟的密室推理作品之一，故事中的名探费得力克·拉桑与报社记者乔瑟夫·胡尔达必竞相破案，更增添了许多趣味性。

一九一一年，G.K.却斯特顿（Chesterton，一八九七至一九五七，英国推理文坛的先驱）的《布朗神父的天真》（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一出版，便将不可能的犯罪推上最高点。此书里面的故事，先前已在《说书人》（The Story-Teller）造成轰动（从一九一〇年九月号开始连载）。《说书人》的编辑亚瑟·史柏吉恩对却斯特顿的作品极为欣赏，他如此赞道：“情节精采，环环紧扣，我相信它们将成为本世纪最杰出的侦探故事。”布朗神父的探案系列共有五部，其中许多故事都属于不可能的犯罪，尤其是《布朗神父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1926）当中的故事。

与布朗神父同时间出现的另一个精采角色，是梅尔维尔·大卫森·卜斯特笔下的亚伯纳叔父，虽然《亚伯纳叔父名案集》这本合集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出版，但是故事其实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就一直在《周六晚邮》（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和其他杂志上刊登过了。其中奇迹式的谋杀案虽然都很杰出，但可惜篇数太少了。本合集重新付印大卫·瑞威克推荐的〈都多尔夫杀人事件〉，保证是精选之作。

却斯特顿和卜斯特活跃于一次大战时期，并迈入二〇年代，这段期间的不可能犯罪故事的产量比想像中少，尽管此种小说的形式已臻成熟，因此连伍德霍斯（P.G.Wodehouse，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五，英国小说家、抒情诗人、剧作家）都能依样画葫芦写出评价还不错的戏谑之作〈欧克斯警探的教训〉（The Education of Detective Oakes，刊登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号《皮尔逊杂志》），故事里有名男子被毒蛇咬死而暴毙密室之中。

费洛·范斯（Philo Vance）的创造者范达因（S.s.van Dine，一八八八至一九三九，美籍作家暨艺术评论家）在《金丝雀命案》（The Canary Murder Case，1927）及后来的小说中，为不可能的犯罪注入了一股新血。阿嘉莎·克莉丝蒂也将机智多变的创作力投入这种类型之中，《13个难题》（The Thirteen Problems，1927）中的几篇故事如〈蓝色的天竺葵〉（The Blue Geranium，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说书人》），玛波小姐以机敏的脑力化解掉一件件看似不可能的犯罪。

不过，真正的“不可能犯罪”大师约翰·狄克逊·卡尔，一直到此时才跃上舞台。卡尔在宾州哈维佛学院念书时便开始写作，在校刊《哈维佛人》（The Harverfordian）上面发表作品。他的第三篇故事〈羔羊之影〉（The Shadow of the Goat，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连载）是他的首篇密室推理故事，也是探长亨利·班克林（Henri Bencolin）正式出场之作。这篇才气焕发的作品，包括了从密室消失、在防护重重的房子中被杀等情节。年纪轻轻的卡尔写作技巧已臻成熟——这些技巧出现时，他年仅二十。后来他把班克林系列中的〈大吉尼奥尔〉（Grand Guignol，一九二九年三月至四月于《哈维佛人》连载）扩充写成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夜间行走》（It Walks By Night，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