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可能犯罪的简史
麦可·艾诗礼
“不可能犯罪”的历史跟推理故事一样悠久。十八世纪末流行的哥德式推理故事中，包含了大量疑似鬼屋的故事，虽然结果都脱不了跟秘道有关。例如安·雷克立夫（Ann Radcliffe，一七六四至一八二三，英国小说家）的《乌多夫堡密辛》（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连霍夫曼（E.T.A.Hoffmann，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二，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史屈黛丽小姐〉（Mademoiselle de Scudari，1819）也不出这个范畴，不过后者已经初具密室谋杀的雏型了。
第一篇没有仰赖秘密通道、可称为原汁原味的密室谋杀故事，应属约瑟夫·谢里登·勒·法纽（Joseph Sheridan Le Fanu，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三，爱尔兰作家）刊登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份《都柏林大学期刊》（The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上面的〈爱尔兰女伯爵秘辛中的秘道〉（A Passag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n Irish Countess）——尽管标题上面有着秘道二字。时至今日，勒·法纽最为人所称道的恐怖小说，是像《西拉斯伯父》（Uncle Silas，1864）这一类包括许多密室谋杀点子的著作，另外还有吸血鬼故事〈卡蜜拉的肖像〉（Carmilla，1872）。在勒·法纽的作品中，只缺一名具备破案热情的侦探。不过这一点很快就由爱伦坡在〈莫尔格街凶杀案〉中补足了（刊登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号的《葛拉翰杂志》），该篇故事替侦探故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情节恐怖诡谲，是不折不扣的密室推理案件。
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另外几篇密室谋杀故事，最知名的也许是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英国推理小说的始祖）的〈极怪之床〉（A Terribly Strange Bed，刊登于一八五二年四月号《家庭文学》（Household Words））。该篇故事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负责出版，我有点讶异狄更斯竟然不曾创作过“不可能犯罪”的故事，因为他一定能写出很棒的作品。总体而言，维多利亚中期的不可能犯罪，保留了过多哥德时期的特色，当时看来虽然极具创意，于今却显得过于陈腐。这也是我未将那些故事重新付印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那些故事多半可以在原创作者的选集中找到。我唯一编列的一篇是汤玛士·贝里·艾迪奇的〈疯子〉，这篇作品比当时其他小说更具原创性与现代感。
不可能的犯罪故事真正大行其道，是发生在一八九二年，有两部重要作品出版后才造成的旋风。首先是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六，英国犹太裔剧作家、小说家）所写的《弓区大谜案》（The Big Bow Mystery，1892），该小说于伦敦《星辰晚报》（The Star）上面连载。这是首部以密室谋杀为题的长篇小说。赞格威尔在下笔之前已构思多年，作者的创意与才情在小说中展露无遗，秘道与其他机关皆不见了。这是一本纯粹以智取胜的犯罪故事，必须凭借旗鼓相当的本事与推理能力才能破解。小说连载其间，读者纷纷投书提出自己的破解办法——但是没有一项是对的——密室推理的刺激与魅力可见一斑。另一项出版品则是福尔摩斯探案的〈斑点带子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刊登于一八九二年二月号《史传德杂志》）。福尔摩斯的爆红是众所皆知，作者柯南·道尔爱极了异常的犯罪手法，而福尔摩斯的故事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里头所有的犯罪手法都非常诡异，因而对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构成极大的挑战。福尔摩斯对普通犯案毫无兴趣，但奇怪的是，该系列中不可能的犯罪篇数非常少，严格说起来只有两篇，另一篇是〈雷神桥之谜〉（The Problem of Thor Bridge，一九二二年二月号《史传德杂志》），讲述一个看不到凶器的谋杀案。
《弓区大谜案》和〈斑点带子案〉出版时，正值大众小说性质的杂志开花结果之际，结果为不可能犯罪故事开启了一扇大门。维多利亚末期及爱德华时期的作者热爱不可能的犯罪，柯南·道尔进一步写出经典故事〈失踪的专车〉（The Story of the Lost Special，一八九八年八月号的《史传德杂志》），内容是讲火车硬是从铁轨上消失了。梅德（L.T.Meade，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爱尔兰女作家）在她的犯罪小说中，提供更怪异的破案方式，尤其是那些收录在《推理杰作选》（A Master of Mysteries，1898）的故事为甚。
不可能犯罪故事的下一步重大突破，是出现在一九〇五年。美国作家杰克·福翠尔在《波士顿美国人》连载〈逃出十三号牢房〉（于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止），并向报纸读者提出挑战，看谁能想出正确的破案方式。故事以人称思考机器的数学教授凡杜森为主角，此人推理能力超强，再离奇的案子到他手中都能迎刃而解。凡杜森在第一篇故事中给了自己一项挑战：要从戒备森严、随时有人看守且有如密室的监狱中脱逃。他的逃脱手法，仍是小说史中最精采的经典之一。福翠尔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又写了几十篇思考机器的故事，但并非所有故事都已出版成书。这些故事的题材包括物品从房中不翼而飞、车子在路上无故消失、甚至一整栋房子都不见了。可惜福翠尔在一九一二年随着铁达尼号沉船去世了。
艾德格·华莱士（Edgar Wallace，一八七五至一九三二，在英国有“惊悚之王”的推理作家）也在一九〇五年出版极具巧思的《四义人》（The Four Just Men）。华莱士自行出版此书，而且故意不刊登结尾，提供奖金让读者破解一椿光天化日下有警察围守（但未碰触）的密室杀人案。想也知道，华莱士在他的小说和故事中，使用多次的密室技法，一名男子被在密室中被瓦斯毒死的《深红圈》（The Crimson Circle，1922）应该算是最精采的一部了。
继《四义人》出版后不久，畅销的密室推理《黄色房间的秘密》（The Mystery of the Yellow Room，1908）也跟着出版了。作者是卡斯顿·勒胡（Gaston Leroux，一八六八至一九二七，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记者暨作家）——他的作品以《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1911）最为人所知——这部小说如今仍在全球印行，是手法最成熟的密室推理作品之一，故事中的名探费得力克·拉桑与报社记者乔瑟夫·胡尔达必竞相破案，更增添了许多趣味性。
一九一一年，G.K.却斯特顿（Chesterton，一八九七至一九五七，英国推理文坛的先驱）的《布朗神父的天真》（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一出版，便将不可能的犯罪推上最高点。此书里面的故事，先前已在《说书人》（The Story-Teller）造成轰动（从一九一〇年九月号开始连载）。《说书人》的编辑亚瑟·史柏吉恩对却斯特顿的作品极为欣赏，他如此赞道：“情节精采，环环紧扣，我相信它们将成为本世纪最杰出的侦探故事。”布朗神父的探案系列共有五部，其中许多故事都属于不可能的犯罪，尤其是《布朗神父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1926）当中的故事。
与布朗神父同时间出现的另一个精采角色，是梅尔维尔·大卫森·卜斯特笔下的亚伯纳叔父，虽然《亚伯纳叔父名案集》这本合集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出版，但是故事其实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就一直在《周六晚邮》（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和其他杂志上刊登过了。其中奇迹式的谋杀案虽然都很杰出，但可惜篇数太少了。本合集重新付印大卫·瑞威克推荐的〈都多尔夫杀人事件〉，保证是精选之作。
却斯特顿和卜斯特活跃于一次大战时期，并迈入二〇年代，这段期间的不可能犯罪故事的产量比想像中少，尽管此种小说的形式已臻成熟，因此连伍德霍斯（P.G.Wodehouse，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五，英国小说家、抒情诗人、剧作家）都能依样画葫芦写出评价还不错的戏谑之作〈欧克斯警探的教训〉（The Education of Detective Oakes，刊登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号《皮尔逊杂志》），故事里有名男子被毒蛇咬死而暴毙密室之中。
费洛·范斯（Philo Vance）的创造者范达因（S.s.van Dine，一八八八至一九三九，美籍作家暨艺术评论家）在《金丝雀命案》（The Canary Murder Case，1927）及后来的小说中，为不可能的犯罪注入了一股新血。阿嘉莎·克莉丝蒂也将机智多变的创作力投入这种类型之中，《13个难题》（The Thirteen Problems，1927）中的几篇故事如〈蓝色的天竺葵〉（The Blue Geranium，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说书人》），玛波小姐以机敏的脑力化解掉一件件看似不可能的犯罪。
不过，真正的“不可能犯罪”大师约翰·狄克逊·卡尔，一直到此时才跃上舞台。卡尔在宾州哈维佛学院念书时便开始写作，在校刊《哈维佛人》（The Harverfordian）上面发表作品。他的第三篇故事〈羔羊之影〉（The Shadow of the Goat，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连载）是他的首篇密室推理故事，也是探长亨利·班克林（Henri Bencolin）正式出场之作。这篇才气焕发的作品，包括了从密室消失、在防护重重的房子中被杀等情节。年纪轻轻的卡尔写作技巧已臻成熟——这些技巧出现时，他年仅二十。后来他把班克林系列中的〈大吉尼奥尔〉（Grand Guignol，一九二九年三月至四月于《哈维佛人》连载）扩充写成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夜间行走》（It Walks By Night，1930）。
卡尔在往后四十年间，写了五十多部不可能犯罪小说，并加上无数短篇故事。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必须点出几篇。其中最经典的也许要属《空洞人》（The Hallow Man，1935），这部作品也曾经用《三口棺材》（The Three Coffins）的名称出版。一九八〇年，爱德华·霍克举行一次由十七名推理小说专家所做的票选活动，最后正是这部小说出线拔得头筹。故事中包含两件不可能的谋杀——一件是密室死亡，另一件则是覆雪的街道上有人死于非命，但路上却看不到任何足印。这本书以卡尔最著名的神探基甸·菲尔博士（Dr.Gideon Fell）为主角，在破案进行到精采之处卡尔硬是喊停，让菲尔长篇大论地谈及密室命案和各种谋杀方法。这部作品以及那篇演说，后来都成犯罪小说史上的经典。
卡尔还有另外三部小说挤入专家们的十大首选，《歪曲的枢纽》（The Crooked Hinge，1938）也是以基甸·菲尔为主角的第四部小说，本书虽没那么令人满意，但依然将一桩沙地上仅见受害者脚印的谋杀案破解得淋漓尽致。他以笔名卡特·狄克逊（Carter Dickson）出版的《犹大之窗》（The Judas Window，1938）被选为第五名，这本书大卫·瑞威克在推荐序里也有提到。我个人将之列为卡尔的最佳作品——因为这部以神探亨利·梅瑞威尔（Henry Merrivale）为主角的小说大胆创新、令人击掌叫好且欲罢不能。另一本《十只茶杯》（The Ten Teacups，1937），又名《孔雀羽毛命案》（Peacock Feather Murders）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该书被列为专家名单的第十名。事实上，亨利·梅瑞威尔的推理探案系列中，包括了一些最罕见的不可能谋杀，譬如发生在《黑死庄杀人事件》（The Plague Court Murders，1934），《独角兽命案》（The Unicorn Murders，1935）及《红寡妇谋杀案》（The Red Widow Murders，1935）书中的凶杀案。
卡尔也将不可能犯罪的理念注入许多短篇故事中，有些最棒的作品收录在以新人物马奇上校为主角的《怪案侦查处》。我在本书中重刊其中一篇故事〈雨幕〉。卡尔的中篇小说《第三颗子弹》（The Third Bullet，1937），也许是利用技巧误导读者的最佳典范，故事中的密室里发射了三颗子弹，每颗皆由不同的枪枝射出，然而屋里只有两个人，但是除了死者之外的另一人手上却没有凶器。
读者大概会以为卡尔产量如此丰富，点子又源源不绝，一定没有人敢再踢馆写不可能犯罪的故事。其实情形恰好相反，卡尔非但没有独霸市场，反而刺激犯罪小说的蓬勃发展。一九三〇年代是奇迹式犯罪的黄金时代，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既是侦探的姓名，亦为作者的笔名（由费德瑞克·丹纳（Frederic Dannay）及曼佛瑞德·李（Manfred Lee）两位表兄弟共用）——提供了两部优质的密室推理作品：《中国橘子的秘密》（The Chinese Orange Mystery，1934）和《生死之门》（The Door Between，1937）。魔术师作家克雷顿·罗森创造了大魔术师梅林尼这个角色，他专写不可能的犯罪故事，也创作出一些上等佳作。《飞出礼帽之死》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整个故事涉及一大群魔术师。罗森的其他小说包括《天花板上的足迹》（The Footprints on the Ceiling，1939）、《无头小姐》（The Headless Lady，1940）——有人从加了两道电子控制锁的密室脱逃，以及《无棺之尸》（No Coffin for the Corpse，1942）。罗森、丹纳和卡尔以前常互相较劲，彼此挑战写出最离奇的不可能犯罪故事。有一回，卡尔要罗森想出如何让一个人进电话亭之后随即消失无踪，那篇故事〈人间蒸发〉也被我收录在这本合集里。
另一位艾勒里·昆恩的死党安东尼·鲍查（Anthony Boucher，一九一一至一九六八，美籍作家暨书评家）虽未如愿写出他所满意的密室推理作品，但《九九神咒》（Nine Times Nine，1940）和《实心钥匙命案》（The Case of the Solid Key，1941）仍是创意十足的佳作。不过，说到创造力与虚张声势的功力，你很难打败笔名叫哈克·泰伯特（Hake Talbot，一九〇〇至一九八六，谜一样的美籍作家）的这位作者。一九四〇年初，泰伯特写了两部技巧情节不输卡尔，大胆创新可比罗森的作品：《刽子手的杂役》（The Hangman's Handyman，1942）和《地狱边缘》（Rim of the Pit，1944）。作者在最后揭露谜底之前，使尽各种怪力乱神之手法，令读者完全猜不着边际，尤其以后者为甚。我若告诉诸位读者，其中一本书写某个男人受到诅咒后，尸体立刻就腐烂掉；而另一本书当中，有栋困在暴风雪中的屋子备受风怪侵扰，你们大概就会知道这两部小说有多耸动了。知名的犯罪小说史家道格拉斯·葛林（Douglas Greene）教授表示：“《地狱边缘》是最精采的推理小说之一。”
依瑟儿·琳娜·怀特（Ethel Lina White，一八七七至一九四四，英籍作家暨诗人）的《车轮旋转》（The Wheel Spins，1936）亦堪称佳作，故事中有个女子在行进的火车里凭空消失，不过读者印象较深刻的大概还是该书在一九三八年改拍的电影版《小姐不见了》（The Lady Vanishes）。
可惜今天大家多半不记得克莱德·克雷森（Clyde B.Clason，一九〇三至一九八七，美籍作家，生平只花了五年时间创作推理小说），他写了一系列以史学家兼业余侦探希奥克里特斯·伟斯伯（Theocritus Westborough）教授为主的作品，幸好他的作品又逐渐重新出版了。其中有七部小说都是不可能的犯罪，表现最优的是《西藏来的男人》（The Man From Tibet，1938），故事描述一名男子被锁在一个装满西藏展示品的房间里，但是却心脏病发而身亡。
英国作曲家布鲁斯·蒙哥马利（Bruce Montgomery）也借艾德蒙·克里斯宾（Edmund Crispin，一九二一至一九七八，推理史上的喜剧泰斗）的笔名发表推理创作，写出乔维斯·费恩（Gervase Fen）这位牛津教授兼文学评论家的业余侦探。他侦办的第一个案件《金箔门帘之案》（The Case of the Gilded Fly，1944）即为密室谋杀。《玩具店不见了》（The Moving Toyshop，1946）也许是最精采的一部，故事中居然有一整间玩具店消失无踪。
律师作家麦可·吉伯特（Michael Gilbert，一九一二至二〇〇六，英籍作家）除了帮知名推理作家雷蒙·钱德勒拟订遗瞩外，创作生涯则是从不可能犯罪的书写起步的，而这本《近身战》（Close Quarters，1947）也是海柔瑞格（Hazelrigg）探长的初登场之作。没隔多久，彼得（Peter）和安东尼·薛佛（Antony Shaffer）两兄弟以彼得·安东尼（Peter Antony）的笔名合写了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密室推理小说《衣柜中的女子》（The Woman in the Wardrobe，1951）。然而整体而言，密室推理小说到了五〇年代似乎不再流行了，一直到六〇及七〇年代才又卷土重来。
比尔·普洛齐尼和爱德华·霍克两位作家对当代推理的贡献功不可没。普洛齐尼多才多艺，创作的小说和故事横跨数个领域（科幻、推理、西部及恐怖小说），不过他最为人知的作品，应属以无名侦探为主角的系列作，其中包括了数部密室谋杀作品，《欺骗藏匿》（Hoodwink ，1981）是系列的第一部，为该作者赢得美国私家侦探作家协会（Private Eye Writers of America）的夏姆斯奖（Shamus，亦即最佳私探作家奖）。故事中包含两则密室谋杀案，其中又以死者在密室中遭受斧头砍死的一篇最为精采。《漫无目标》（Scattershot，1982）则更上一层楼，故事中有三件不可能的犯罪：密闭的车中有人被刺杀、小屋在严密监视下有人被射杀，另外在守卫的看护下房中戒指竟然遭窃！
爱德华·霍克虽然也写小说，但他其实是短篇故事的大师，自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作品已超过八百多篇，其中许多都是不可能的犯罪。霍克写了一系列仅以不可能犯罪为题材的作品，由新英格兰医师山姆·郝梭恩口述早年二、三〇年代时期所遇上的命案（一年有三、四起哩）！这个系列仍在《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简称EQMM）上刊载，早期发表的故事已汇集成单书《诊断结果：不可能犯罪》，我在本合集中收录了较近期的一篇故事。
不过，霍克并没有把不可能的犯罪局限在此一系列中，他还同时进行几个不同系列的创作，其中有好几篇故事里头，都很可能冒出一桩奇迹式的怪案。他的第一个系列主角是赛门·雅各（Simon Ark），在〈来历不明的男子〉（The Man From Nowhere，一九五六年六月号《名侦探杂志》）故事中，有个男子被刺死在雪地里，身边却找不到任何足印。在情报局探员蓝德（Rand）的故事〈穿墙而过的间谍〉（The Spy Who Walked Through Walls，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的EQMM）中，机密蓝图在办公室内不翼而飞；在尼克·费尔威（Nick Velvet）的故事〈偷窃百慕达钱币〉（The Theft of the Bermuda Penny，一九七五年六月号的EQMM）中，一名男子从加速的车子中消失，然而他的安全带仍然紧绑着！还有以李欧泊（Leopold）为主角的〈李欧泊队长和不可能犯罪〉（Captain Leopold and the Impossible Murder，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的EQMM），故事中一名开着车却挤在车阵中的男子，竟然被活生生勒死。班·史诺（Ben Snow）担任主角的〈消失的汽艇〉（The Vanished Steamboat，一九八四年五月号的EQMM）中，一名男子被射杀在困于风雪的小屋里，而方圆百里之内，除了另一个睡着的人以外，却别无他人。霍克的才艺似乎没有界限，我相信他在未来几年，必然能创造出更多不可能犯罪的故事。
除了普洛齐尼和霍克，还有许多作家也已转向不可能犯罪的创作。麦可·伊尼士（Michael Innes，一九〇六至一九九四，英籍作家暨文学教授）以图书馆凶杀案《艾伯比与洪尼培》（Appleby and Honeybath，1983）小试身手。凯特·威尔赫姆（Kate Wilhelm，一九二八年生，美籍作家）的《奇妙屋》（Smart House，1989），以电梯命案和三温暖池溺水案，探讨了电脑安全的问题。麦可·狄布汀（Michael Dibdin，一九四七年生，英籍作家）在《世仇》（Vendetta，1990）中，要考验警探任恩（Zen）的机智，看他如何化解戒备森严、四处设了摄影机的要塞区所发生的命案。而擅写历史推理小说的前辈保罗·道贺提（Paul Doherty，一九四六年生，多产的英籍作家）也有多部小说明显受到卡尔的影响，例如《圣玛丽的撒旦》（Satan in St Mary‘s，1986）中的教堂谋杀；在《死亡天使》（The Angel of Death，1989）的命案现场，众目睽睽下有人遇害，却没人看到凶器；道贺提以麦可·克莱尼斯（Michael Clynes）的笔名发表《白玫瑰命案》（The White Rose Murders，1991），故事描写有人在伦敦塔的密室里被杀；他还以保罗·哈汀（Paul Harding）的名义写了《光天化日下的谋杀》（By Murder’s Bright Light，1994），故事中有一整条船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我们也不能漏掉大卫·瑞威克笔下的人物强纳森·克里克，他破解了电视荧光幕上一些最奇怪诡异的案子。
我相信，将来问世的不可能犯罪故事，必能跟本书中的作品一样优秀。如果本合集能激发读者们的兴趣，那么我郑重推荐各位再去看劳勃·亚迪（Robert Adey）编选的《密室谋杀与其他不可能犯罪》（Locked Room Murders and Other Impossible Crimes，1991），内容含有详细的研究资料及参考书目。以下是其他囊括“不可能犯罪”的选集，可惜都已经绝版了：汉斯·史提芬·申特逊（Hans Stefan Santesson）编的《密室文摘》（The Locked Room Reader，1968）；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一九二〇至一九九二，俄裔美籍作家，举世公认的科幻大师）、瓦沃（Charles G.Waugh）和葛林堡（Martin Harry Greenberg）合编的《吊足胃口的密室推理》（Tantalizing Locked Room Murders，1982）；爱德华·霍克编选的《几乎不可能》（All But Impossible！，1981）；葛林堡和普洛齐尼合编的《密室难题》（Locked Room Puzzles，1986）；道格拉斯·葛林和劳勃·亚迪合编的《锁住死亡》（Death Locked in，1987）；以及杰克·亚德里恩（Jack Adrian）和劳勃·亚迪合编的《不可能的绝技》（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1990）。我尽量不去从上述合集中选取太多故事，以避免重复性过高，尽管这些书都已绝版，不过有些好作品极待重新付梓，希望读者们的探寻并非不可能达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