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死者 精彩片段：
第十四章 德累斯顿群塑
他站在门口台阶上，放下手提箱，摸索着钥匙。把门打开时，他回想起蒙特是如何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那两只颜色极淡的蓝眼睛审慎而笃定。想到蒙特是戴尔特的学生，就感觉古怪。蒙特延续着训练有素的佣兵那种稳定性——有效率，有目标，有局限。他的技法没有什么是原创的：无论在哪方面他都对导师亦步亦趋。这就好比说，戴尔特极具才情与富于想像的招数已被压缩成一本手册，蒙特用心去学习，能添加的只有他自己那些暴行的成色。
史迈利谨慎地不留转寄地址，于是门垫上摞了一堆信件。他把它们拾起来，放到门厅的桌子上，把房里的门全都打开，然后他眯着眼睛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看到自己脸上挂着一副疑惑、迷失的神情。房子对他而言变陌生了，又冷又臭。他慢慢地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何等虚空。
他寻找火柴去点煤气取暖炉，但一根也找不到。他坐在会客厅的扶手椅上，眼光流连于书架以及自己在旅途中收集回来的零星物件上。从安恩离开他的时候开始，他努力地将她所有的痕迹清除掉。他甚至把她的书给扔了。但渐渐地，他允许自己为一些连接二人生活的遗留象征寻找托词，比如密友所送的结婚礼物意义非凡，不好拿掉。其中有一样是彼得·吉勒姆送的华多☾1☽式素描，还有一样是斯蒂德·阿斯普雷送的德累斯顿群塑。
他从椅子上起身，往角落那个放着群塑的小橱走去。他喜欢欣赏这些塑像的美感，一个小小的洛可可式妓女穿着牧羊女的衣服，手伸向那个可爱的情人，小脸却把目光投射在另一人身上。他在这尊精巧完美的工艺品前感觉相形见绌，就如同当年他第一次震惊众人地抱得美人归时站在安恩面前的触动一样。不知怎地，这些小塑像能够使他得到宽慰：指望安恩忠贞不二就跟把这小牧羊女保存在玻璃盒子里一样枉费心机。斯蒂德·阿斯普雷战前在德累斯顿买了这组塑像，那可是他收藏品中的珍品，但他却拱手割爱。也许他猜测终有一天，史迈利或许能用得上它们传递出来的简单哲学。
德累斯顿，在德国众多城市当中，史迈利最爱它。他钟爱那里的建筑，那些古怪杂乱的中世纪古典楼房，有时候能让人联想到牛津，那些穹顶楼、堡垒、尖塔，那些在烈日下闪耀的铜绿色屋顶。德累斯顿意为“森林居民的城镇”，正是在那儿，波西米亚的瓦茨拉夫国王把礼物和优待赠予游吟诗人。史迈利记得最后一次在那里的场景，他是去拜访一位大学时的故人，他在英国认识的一名语言学教授。正是在这趟拜访中，他见到戴尔特·弗雷在监狱院子里艰难行走。他看到戴尔特依然身形高大，表情愤怒，剃干净的头使他变得面目狰狞，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他这号大人物，这小监狱显得促狭了。他记得德累斯顿是艾尔萨的出生地。他记得在部门里浏览过她的详细介绍：艾尔萨娘家姓☾2☽弗雷曼，她1917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父母为德国人；在德累斯顿受过教育；1938至1945年入狱。他试图把她置放到她家乡的背景中，这个显贵的犹太家庭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屈辱与迫害当中。“我梦想有一头金发，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他以惊人的准确度理解了为什么她会染发。她本可能有机会跟这个牧羊女一样，胸部丰满，姿色秀美。但这副身躯业已被饥饿摧残，因此脆弱而丑陋，如同小鸟尸骸一般。
他能够想像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现谋杀自己丈夫的凶手就站在尸体边上的场景；听见她呼吸困难，哭着解释为什么芬南会跟史迈利出现在公园里。而蒙特无动于衷，只是辩解、劝说、威逼，到头来再一次违背她的意愿，让她合谋参与到这起极其吓人而又毫无必要的犯罪中去，把她拖到电话旁，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然后离开，最后让她独自一人受尽折磨、心力交瘁地应付随之而来的调查，甚至还要她在签有芬南名字的纸上打出伪造的自杀遗书。这惨无人道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又给自己补充了一条，对蒙特而言，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
她头脑冷静，当然，在之前她就已经证明自己作为同谋是相当可靠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间谍技术方面，她比芬南还要技高一筹。而且，上天才晓得作为一个女人，经历过这样的一夜之后，她怎样才能在他们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得如此令人慨叹。
当他站在那里端详小牧羊女不停地平衡着她那两名仰慕者时，他冷静地意识到对于塞缪尔·芬南这个案件，还有另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吻合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理顺芬南性格表面令人难以参透的矛盾性。这番领悟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性实践而展开，与人的个性无关；史迈利像拼图一样调动角色，踌躇不决地编派他们，以便契合已有事实的复杂框架——其后，就在那么一瞬间，图案忽地重新组合出来，让人确信这不再是一场游戏。
史迈利心跳加速，越来越感到震惊，他不断向自己复述整个故事，根据自己的探索发现，重现着情景与事件。现在他弄明白了为什么蒙特那天要离开英国，为什么芬南只选取那么点儿有价值的情报给戴尔特，为什么会要求八点半打电话过来，还有为什么他妻子能够躲过蒙特早有预谋的暴行。到最后，他知道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他看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情感愚弄，怎么被思想的力量牵着而误入歧途。
他走到电话那边，拨了曼德尔的号码。一跟他说完，他就立马给彼得·吉勒姆打过去。随后他戴上帽子，穿好外套，转过街角走到斯隆广场。在彼得·琼斯商店附近的一个小报刊店，他买了一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明信片。他去了地铁站，一路向北，在海格特出站。他在邮政总局买了一枚邮票，用西文大写字母生硬地写好艾尔萨·芬南的地址。在内容栏他用尖利的普通字体写下：“真希望你在这儿。”
他把明信片寄出去，记下时间，然后返回斯隆广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他能做的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沉实。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起了个大早，到街角买了羊角面包和咖啡豆。他煮了很多咖啡，然后坐在厨房里，一边阅读《泰晤士报》，一边吃早餐。他感觉出奇平静，当电话铃终于响起的时候，他仔细地叠好报纸，然后才上楼接听。
“乔治，我是彼得”——声音很急迫，几乎是洋洋得意的，“乔治，她上钩了，我发誓她上钩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