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图结束的地方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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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长了。咳嗽在他体内盘踞了六个多月，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摆脱的机会了。缓慢，残酷，毫无好转的迹象。从2月3日开始的肺部有气无力、充满黏液的咔嗒声响，发展到盛夏时呼哧呼哧的大量痰液和接连不断的剧烈痉挛，这东西就跟活了似的。这已经够糟糕了，但在过去的两周中，一种新的曲调又悄悄混入了这首支气管乐曲——紧绷的、决绝的、敲击式的——并且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持续不断。每次发作，骨头先生都觉得威利的身体要被他胸腔内燃爆的高压火箭炸掉了。他猜下一步就是咳血了。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这个致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好像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张开了嘴巴开始放声歌唱。骨头先生亲眼目睹了全程，他站在那条连接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马路沿上，看到威利把一些可悲的血块咳到了手帕上，他当即意识到，连一丁点希望都没了。死亡的气息已经降临到了威利·G.圣诞身上，就像太阳是云中的一盏灯，每天都会熄灭再燃起那样确定无疑，大限将至了。

一条可怜的狗又能做什么呢？从他还是一条小狗时起，骨头先生就和威利在一起。现在，他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主人的世界。威利的存在渗透在每一个思绪、每一个回忆、空气与土壤中的每一个微粒里。习惯很难改变。没错，那个“老狗难学新把戏”的谚语确实有些道理。但让骨头先生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深感恐惧的并不只是爱或者忠诚。那纯粹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恐惧。把威利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很可能这个世界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骨头先生在那个8月的早上所面临的窘境，当时他正跟着病恹恹的主人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曳足而行。一条孤单的狗不比一条死狗好到哪里去，一旦威利呼出最后一口气，骨头先生除了等死，也没有别的指望了。威利已经就这个问题对他说教了好多天，骨头先生对整个操练过程已经谙熟于心：怎么躲开捕狗队和治安官，有标记或没标记的警车，还有那些所谓的动物保护协会的伪君子们。不管他们对你说什么甜言蜜语，收容所这个词都意味着麻烦。一开始是网和麻醉枪，接下来就是笼子和日光灯构成的噩梦，最后用注射或者毒气结束这一切。如果骨头先生是什么名贵品种也就罢了，也许还能指望在赢得未来主人的日常选美中得到一线生机。但是威利的这个老伙计却是好多品种生出的杂种狗——牧羊犬、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猎狗，还有些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更糟糕的是，他那参差不齐的毛皮上布满结块，嘴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眼睛里永远隐伏着忧伤的血丝。不会有人想救他的。正如这个无家可归的吟游诗人喜欢说的那样，结局早已注定。除非骨头先生能非常迅速地找到一个新主人，否则，他将成为一条注定被遗忘的杂种狗。

“即使电击枪没有干掉你，”在那个雾蒙蒙的巴尔的摩的早上，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威利斜倚在一根路灯杆上接着说，“还有成千上万的东西能干掉你。我警告你啊，老伙计，你得长点新本事，不然你没几天可活了。看看这个阴沉沉的小城吧，每条大街上都有中餐馆，你别以为你在他们门口晃荡的时候没人垂涎，那是你太不了解东方烹饪了。他们把狗肉当成美味，伙计。那些大厨围捕流浪狗，然后就在厨房后面的小巷里把狗宰掉——每星期杀上十只、二十只、三十只。他们会在菜单里把狗肉写成鸭肉猪肉什么的，但圈里人知道什么是什么，那些美食家可一点都不傻。所以当你在哪个中餐馆门口摇尾巴之前可要想清楚，除非你想变成一大盘蘑菇鸡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骨头先生？要搞清楚你的敌人是谁——然后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骨头先生明白。他一直都明白威利对他说的话。从他记事起他就能听懂，到现在，他对“英古利希”的掌握程度，已经和其他任何在美国大陆上生活了七年的移民不相上下了。当然，这是他的第二语言，和他的母语完全不同。尽管在发音方面还得多加练习，但他已经彻底掌握了句法和语法的每一个细节。对于一个有骨头先生这样智商的动物来说，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许多狗都能掌握人类语言的实用知识，而骨头先生的优势就在于他有幸遇上了一个不会低看他一等的主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好伙计，再加上骨头先生不仅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更何况，威利是那种沉迷于自己声音的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多言癖，从早上一睁眼，一直到晚上醉醺醺地睡去，他几乎都在不停地说话，所以骨头先生对这种“方言”这样应对自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总的来说，唯一令人惊讶的反而是他自己没学会怎么说得好点。这并不是他不努力的缘故，而是造化弄人，用命运强加给他的那副嘴巴、牙齿和舌头的构造，骨头先生最多只能发出一些狂吠、哈欠和嚎叫，一些口齿不清意义不明的言论。骨头先生痛苦地意识到这些噪音是多么地磕磕巴巴，但威利总让他发表意见，而且到了最后，“发言”本身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骨头先生可以自由地发表他那浅薄的意见，他说的时候，主人总会洗耳恭听，看着他的伙计努力成为人类的一员，如果你看着威利的脸，你就会明白，威利一字不漏都听懂了。

但是，在那个阴沉的巴尔的摩的星期天，骨头先生却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们正在度过在一起的最后几天，或许是最后几个小时，已经没工夫去长篇大论和拐弯抹角了，没时间去玩往日的那些把戏了。有些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目前的这种困境里，他最好还是管好自己的舌头，表现得像一条忠诚的好狗那样。威利猛地拉紧他的项圈时他没有反抗，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有抱怨，没有到处去闻母狗的味道，没有停下来在每一个路灯杆和消防栓上撒尿。他只是跟在威利身边缓步走着，跟着主人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寻找卡尔弗特街316号。

骨头先生并不讨厌巴尔的摩本身。这个城市不比他们这些年流浪过的其他地方难闻，但即使他明白这次旅行的目的，想到一个人会选择在一个他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了却残生，他仍然会很感伤。狗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会跟这个世界和解，确保自己死在熟悉的地方。但在死前，威利还有两件事要办，而他固执的天性让他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他。那个人的名字是贝亚·斯旺森，她最后为人所知的住处是巴尔的摩，所以他们就到巴尔的摩来找她了。好倒是好，可万一威利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骨头先生就要被困在这个充满蟹肉饼和大理石台阶的城市里了，到那时候他该怎么办呢？其实打一个电话，半分钟就能解决问题。但威利的哲学里有一种偏见：非常重要的问题绝不能靠打电话解决。和拿起那种玩意儿跟一个他看不见的人讲话相比，他宁肯不停地走上几天。所以他们现在才跑了二百多英里来到这儿，手里连个地图也没有，只能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逛来逛去，寻找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地址。

威利希望死前能完成的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极其重要，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分别解决，威利只能采用被他称为“切萨皮克策略”的方法——一种最后时刻一石二鸟的策略。第一件事如前所述：为他那毛茸茸的朋友找到一个新的着落。第二件是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把手稿交给可靠的人。刚才，他把一生的作品都塞进了费耶特大街上灰狗巴士终点站的一个储存柜里，在他和骨头先生现在站着的地方的北边两条半街区。钥匙就装在他的口袋里。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值得完全信任的人来托付这把钥匙，否则，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销毁个精光，就像那些无人认领的行李一样。

在改姓圣诞之后的二十三年里，威利写满了七十四个笔记本。这些作品包括诗、故事、散文、日记、诙谐短句、自传体冥思，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史诗《流浪的日子》的前一千八百行。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妈妈那间布鲁克林公寓的厨房餐桌上完成的，但自从四年前妈妈去世之后，他不得不露天写作，经常是一边拼命把思绪记录到纸上，一边跟公园和暗巷里的恶劣环境作斗争。在最隐秘的内心深处，威利对自己并没有妄想。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安的灵魂，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同时他也知道许多好的作品就埋藏在这堆笔记本当中，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可以抬起头来。但凡他嗑药的时候更小心一点，或者身体稍微强壮一点，或者对威士忌、烈酒和酒吧里的吵闹声不那么迷恋，他也许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这完全是可能的，但现在已经追悔莫及了。威利已经写下了他所能写的最后一个句子，写到了分秒不剩。他这辈子就只剩下储存柜里的这些文字了。如果这些文字消失了，他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贝亚·斯旺森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威利知道这只是大海捞针，但他确信只要能找到她，她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很久以前，威利还很年轻时，斯旺森夫人是他的高中英文老师，如果不是她，他很可能根本没有勇气想要成为一个作家。那时他还叫威廉·古雷维奇，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六岁男孩，喜欢看书，迷恋比波普爵士乐。她曾把他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对他早期的作品不吝溢美之词，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真实价值，以至于他真以为自己是美国文坛的明日之星了。她这样做是对是错都不是问题，因为在那个阶段，希望比结果重要，斯旺森夫人发现了他的才能，在他稚嫩的灵魂中看到了灵性，而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米德伍德高中其他低年级学生的眼里，斯旺森夫人是一个矮墩墩的四十多岁妇女，在黑板上写字时，胳膊上的肥肉会来回弹跳颤抖，但威利却认为她很美，她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只不过披着人类的外衣。

然而，当秋季再开学的时候，斯旺森夫人已经离开了。她丈夫在巴尔的摩找了个新工作，而她不光是个老师，也是个妻子，她除了跟随斯旺森先生离开布鲁克林以外，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这对威利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也不是太糟，因为尽管他的导师远在天边，却并没有忘记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旺森夫人和她年轻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阅读和评论他寄来的手稿，在他生日的时候不忘寄来查利·帕克的老唱片作为礼物，还给他介绍一些小杂志让他开始投稿。在威利毕业那年，她的一封夸大其词、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让威利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斯旺森夫人就是他的缪斯，他的保护者和幸运符的合体，威利那时候真是前途无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1968年的精神分裂，是真理的疯狂之舞，或者说是高压电线的关系。被关进医院，接受了六个月的休克疗法和精神药理学疗法之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威利了。他加入了能行走的伤员之列，尽管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他都在持续苦作诗歌和故事，却很少抽出时间给斯旺森夫人回信了。理由并不重要。也许再和她联系，威利会感到尴尬。也许他有点心烦意乱，脑子里装满了其他的事。也许他对美国邮政服务失去信心了，不再相信邮递员从不偷看他们的信。无论如何，他和斯旺森夫人曾经长篇大论的书信来往渐渐停止了。接下来的一两年里，联系主要靠几张零星的、漫不经心的明信片维系，再变成商店买来的圣诞卡，一直到1976年，他们彻底停止了通信。从那时起，两人之间再无只言片语的交流。

骨头先生知道这一切，这些正是他所担心的事情。十七年过去了。那时候的总统还是杰拉尔德·福特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自己出生也快十年了。威利想骗谁呢？想想在这些时间里能发生多少事情吧。想想在十七个小时或者十七分钟里能发生的变化——更不要说十七年了。至少，斯旺森夫人可能搬到了别的地方。这个老女孩现在应该快七十岁了，如果不是老态龙钟，或者住在佛罗里达州哪个拖车公园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她已经死了。那天早上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游逛的时候，威利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妈的，他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既然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威利这个人啊。他曾经讲过那么多故事，以那么多种声音说话，忽东忽西随口胡诌，骨头先生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句。面对威利·G.圣诞这种复杂又古怪的人，很难分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骨头先生能肯定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但他和威利只在一起待了七年的时间，这之前三十八年的事情他只知道个大概。如果骨头先生小时候没有和威利的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可就两眼一抹黑了。但通过听古雷维奇太太讲，再把她和威利的说辞两相权衡，骨头先生已经能够为他来之前的威利的世界拼凑出一幅合理、连贯的画面。有许多细节都丢失了，也有许多细节模糊不清，但是骨头先生心里有数，他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样、不是什么样。

比如说，那段日子并不富裕，也不令人欢欣鼓舞。更多的时候，这所房子里弥漫着酸楚和绝望的气息。想想这个家庭来美国之前的经历，大卫·古雷维奇和艾达·珀尔马特当初能生个儿子就已经是奇迹了。从1910年到1921年，在华沙和罗兹，威利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生养了七个子女，但只有威利的父母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只有他们两个的前臂上没有被文上数字，也只有他们两个有幸脱逃。但那绝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骨头先生曾经听过许多让他毛骨悚然的故事：他们在华沙一个狭小的阁楼里藏了整整十天；从巴黎到南方自由区，他们走了一个月，睡在稻草棚里，靠偷鸡蛋吃才勉强活了下来；还有在芒德的难民拘留营里，为了拿到安全通行证而行贿；以及在马赛等西班牙过境签证时所经历的四个月的官僚主义噩梦；接着就是在里斯本那段动弹不得的日子，艾达在1944年生下一个死婴，在大西洋岸边提心吊胆的那两年里，战火绵延不绝，钱却渐渐花光了。当威利的父母在1946年抵达布鲁克林时，即将开启的与其说是新生活，不如说是死后的生活，是两场死亡之间的短暂间隔。威利的爸爸曾经是波兰一名年轻有为的律师，现在却不得不从一个远房堂兄那里讨来一份工作，从此就在地铁第七大道站和西28街的一个纽扣工厂之间来回奔波了十三年。第一年，威利的妈妈靠在家里给一些犹太小孩上钢琴课来补贴家用，直到1947年11月的一个早上才停止，威利从她的两腿间伸出小脑袋来，并且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