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 精彩片段：
第十四部 蒙娜丽莎·乔昆达
二
第二天早晨，画家在故宫里画壁画《安加利之战》。
1503年，他从罗马抵达佛罗伦萨，接受终身行政长官，当时任共和国最高执政的皮埃罗·索德里尼的邀请，在故宫长老议会大厦新建的会议大厅墙上绘制一幅壁画，描写某一次值得纪念的战役。画家选择了1440年的安加利之战，那是佛罗伦萨人战胜伦巴第公爵菲利浦-马利亚·维斯康蒂的军事统帅尼科洛·比奇尼诺的战斗。
会议大厅的墙上已经画了一部分：四个骑士厮打在一起，为争夺战旗而鏖战，长旗杆顶端的旗帜已经成为一块破布，旗杆被折断。五只手抓着旗杆，狂怒地往各个方向拖拽。空中刀光闪闪，咔嚓咔嚓地相互削砍。人们张着嘴，看样子狂暴的叫喊声从嘴里冲出来。人的面孔扭曲了，比神话中披着铜质铠甲的野兽还凶恶可怕。人们的疯狂感染了战马：它们竖起前蹄，相互交叉在一起，抿着耳朵，睥睨着的眼珠射出怒火，像猛兽一样，龇着牙，相互啃咬着。下面，在马蹄前，一个人在血污里抓着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的头部往地上撞，想要置他于死地，并没有发觉他们二人将要一起倒下去。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体现出种种恐怖，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残杀，是“最野蛮的愚蠢行为”——“pazzia bestialissima”，用列奥纳多的话来说，“地上不会留下一块平坦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斑斑的血迹”。
他刚刚开始工作，空荡的大厅里的砖地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听出来是什么人，没有转过身来，皱起了眉头。
原来是皮埃罗·索德里尼，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讲到像他这样的人时说，他们既不冷也不热，而是温吞吞的，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灰溜溜的。佛罗伦萨的市民们是发了财的小业主的后裔，爬到显赫的地位，选中索德里尼当共和国的领袖，是因为他跟大家一个样，是因为他完全平平庸庸，对所有的人都不偏不倚而且没有危害，市民们指望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可是他们错了。索德里尼原来是穷人的朋友，是人民的保卫者。不过任何人对此都没有介意。但他毕竟是太微不足道了：他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干，只有当官的热心；没有智慧，只有谨小慎微；没有高尚的美德，只有宽厚的心肠。人人都知道，他的夫人阿简蒂娜太太趾高气扬，高不可攀，并不掩饰对丈夫的轻蔑，每逢提到他，必定称他为“我的大老鼠”。的确，皮埃罗先生真的像是办公室地下室里的大老鼠，区别只在于他让人尊敬。他并不油滑，甚至天生也并不卑鄙，尽管这两种素质是混迹于官场所必备的，犹如机器的轮子需要润滑油一样。他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为人冷漠、固执、倔强和像木板一样呆板——清正廉洁，用马基雅弗利的话来说，他“像是刚刚洗过的衣服一样，散发着肥皂味”。他本来想要让大家都听话，可是结果却激怒了大家。他不迎合富人，也不帮助穷人。永远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掉在两堆火之间。他是个难得的中庸者。马基雅弗利曾经受过索德里尼的庇护，有一次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
皮埃罗·索德里尼死的那天夜里，
他的灵魂刚刚闯进地狱的大门。
冥王向他喊道：“往哪儿去，蠢货？
到中圈去，那才是给小孩子准备的！”
列奥纳多接受订画时必须签署一个条件苛刻的合同，规定稍有延误就应该支付违约罚款。高贵的大人先生们像小商贩一样，对于蝇头小利也都斤斤计较。索德里尼对待各种账目一丝不苟，对于国库支出的每一文钱，都要求列奥纳多准确地说清其用途，搭脚手架，购买油漆、苏达、石灰、颜料、亚麻油以及其他一些小东西，各花了多少钱，都得分文不差地报账。列奥纳多曾经在摩罗和塞萨尔的宫廷供职，可是他为那些“暴君”（最高执政官轻蔑地称呼公爵们为“暴君”）效力时从来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奴役，而现在他是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在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度里为人民服务，却遭到了这种奴役。最糟糕的是，皮埃罗先生跟大多数人一样，对于艺术本来一窍不通，没有任何才华，可是却有热情给画家提出各种建议。
索德里尼向列奥纳多提出为购买三十五磅亚历山大白铅粉而领取的钱款没有记账的问题。画家承认，白铅粉没有买，他忘记这笔钱干什么花了，提出要交还国库。
“您说哪儿去了，您说哪儿去了，列奥纳多先生！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为的是遵守规章制度，别出差错。请您别怪罪我们。您也知道：我们是些小人物，是些凡夫俗子。跟斯福尔扎和博尔吉亚那些高贵君王的慷慨大方比起来，我们的节俭在您看来可能是吝啬。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量入为出嘛。我们可不是专制君主，而只是人民的公仆，因此花每一个铜板都得对人民负责，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管理公款是件神圣的事业，这里有寡妇捐赠，也有诚实的劳动者的汗水，也有士兵的鲜血。君王只有一个——而我们却是很多人，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这样的，列奥纳多先生！暴君可能支付给您黄金，而我们只能支付黄铜；可是自由的黄铜比奴役的黄金岂不更好吗？问心无愧的良心岂不是比任何的奖赏都更高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