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女人 精彩片段：
短信长别
王丽萍 译
“很久以前，因为她是在温暖的晨曦中走出大门，伊夫兰说道，这是个出走的好天气——这天气看来确实适合旅行，天空贴着地面，周围的景物黑蒙蒙，这样一来，人们的视线似乎只有盯在脚下行走的路上。”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安东·赖泽尔》
1、短信
杰斐逊街在普罗维登斯是条宁静的街道，它绕着商业区通向城南，在这儿它叫挪威街，可以驶上通往纽约的辅路。杰斐逊街错落变宽的地方，形成了围着山毛榉和槭树的小广场，其中韦兰广场旁有座英式楼房，这便是韦兰酒店。四月底我到达的时候，门房打开信箱取出一封信，连同钥匙一起交给我。尽管电梯工已候在那儿，我还是在开着的电梯门口，扯开没有完全封上口的信。信很短：“我在纽约，请别找我，找到我，不一定会是好事。”
据我所能记起的事来看，我就是专为吃惊受吓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美国轰炸时我被抱回家中，院中到处散落柴禾，阳光静静地照在它们上面。门一侧周末杀兔子的台阶上面，血迹泛着光。有天黄昏，正是夜幕即将降临时，因而更显恐怖，我盲目地挥动着手臂沿着已陷入昏暗的森林跌跌撞撞地奔跑，林中只有最前面的树干隐约可辨。我时而停下呼唤着什么，因羞涩而不敢大叫出声，时而又从心灵深处向森林里大声喊去，恐怖使我忘却了羞涩，我呼唤着我至爱的人，他早晨走进森林，晚上还没走出来。院子里又是逃跑的母鸡落下满地轻飘飘的鸡毛，阳光下的院墙上也粘着许多。
我走进电梯，就在年迈的黑人提醒我注意脚下台阶时，我差点儿被电梯间高出的地面绊倒。黑人用手关上门，又拉上一道铁栏，用手柄启动了电梯。
载客电梯旁边想必有个货梯，因为在我们上行时，旁边一直有声响，就像一摞盘子不断摇晃发出的声音。我从信上抬起头，打量着低头不与我对视、靠着手柄站在暗处的电梯工，只有他深蓝色制服下的白色衬衫还算醒目……突然，就像总是发生在我身上那样，当我和别人同在一个空间，又一直没人说话时，我觉得，对面的黑人肯定马上就要发狂似的扑向我。我从大衣里拿出今早在波士顿出发前买的报纸，边用手指着大标题，边试着向他解释，因为欧洲货币对美元升值，我只得将我换来的钱都用在这次旅行中，因为回到欧洲再换回去就不划算了。电梯工指了指电梯凳子下的报纸作为回答，最上面放着一些他卖报纸所得的硬币，并向我点了点头。下面这一摞《普罗维登斯论坛报》上印着与我手中的《波士顿环球报》上一样的大标题。
电梯工乐意与我交流使我松了口气，我在裤子口袋里摸索着纸币，一旦他把箱子放进房间，我就可以立即塞给他。到了房间，我手里却拿出一张10美元的纸币。我将它换到另一只手里，试着不将整个钱包都给带出来并掏出一张一美元的票子。我摸到一张钱，立即从口袋里拿出递给了他。那是张5美元纸币，那黑人立即将它攥在手里。“我只是刚到不久。”当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对自己大声说。我没脱大衣就走进浴室，在镜子里端详自己。我看到了大衣上有几根头发，“这一定是在公交车上掉落的。”我诧异地坐到浴缸沿上，因为自童年以来，这还是我头一次又开始自言自语。孩童大声自语，是在想像着面对听众。我到这里只想先看看，并非想和谁有来往，我的自言自语让我莫名其妙。我不由自主地窃笑，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差点滑倒在浴缸里。
浴缸的底部纵横贴着淡色粗条纹，像是防滑条。观察防滑条和思考自言自语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吻合，于是我收住窃笑，走回房间。
窗外望去是一片小屋，窗前并列着桦树，树干上的叶子还小，阳光从其中穿透过来。我将窗户向上推开，拉过一把靠背椅坐下，将脚搁在尚留有早晨余温的暖气片上，我来回滑动靠背椅的轱辘打量着信封。这是一个淡蓝色的酒店信封，背面印着：“德尔蒙尼克酒店，59街派克路，纽约。”信封正面的邮戳却是“费城”，信是五天前从那儿寄出的。“是下午寄的。”当我看到“p.m.”时大声说道。
“她哪来的钱旅游呢？”我问自己，“想必她身上有很多钱啊，那儿的房间至少要30美元一晚。”我只是从音乐剧里对德尔蒙尼克有一些了解：剧中的乡下人从街头迈着舞步走进来，在包厢里笨手笨脚地用起餐。“再说，她对钱没有概念，起码不像普通人那样。她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乐于交换，钱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交换工具。她喜欢一切容易消费，或者至少可以马上换掉的东西，而在她看来，钱正好合二为一，既可以消费，又能够交换。”我极目远眺，注视着一座笼罩在一家棉纺织厂雾气中的教堂，从城市地图上看，它准是浸信会教堂。“信在路上走了好长时间。”我说道，“她此时会不会已经死了？”有天傍晚，我在一座小山包上寻找过我的妈妈，她时常会情绪低落。我认为，她不是掉下去，或许就是自己跳下去了。我站在小山包上往下看那块慢慢变暗的地方，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只有一些女人站在一起，她们的购物袋放在地上，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而且又有人加入她们的行列，这不由得让我在岩石突出的地方又开始寻找起衣物的碎条。我张不开口，空气使我疼痛，因为害怕，周围的一切都深深地陷入我的体内。后来下面的灯亮了，有些车已经开着大灯行驶。小山包上方十分宁静，只有蟋蟀还在叫。我心事越发沉重。这个地方入口的加油站里，灯也亮了起来。天还没黑呢！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我一边在小山包上迈着小步走来走去，一边观望着下面的行人，有一个人走得十分缓慢，我认出来那是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穿过马路，而是走很长的斜线。
我将靠背椅滑向床头柜，让人给我接通纽约德尔蒙尼克酒店的电话。等我通报了尤迪特的娘家姓后，他们才在登记簿上找到了她。她五天前已经走了，并没有留下地址，倒是把相机落在了房间里：要不要把它寄到她在欧洲的住处呢？我说我明天去纽约，自己去取那相机。
我放下电话重复道：“是的，我是她丈夫。”为了不再吃吃发笑，我赶紧滑回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