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情妇 精彩片段：
译后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拉比尤凶杀案发生。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起，《世界报》刊登让-马克·泰奥莱尔的司法专栏文章，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中受到启示，于一九六〇年发表剧作《塞纳-瓦兹的高架桥》，叙述退休的拉贡夫妇克莱尔和马塞尔杀死表妹玛丽-泰蕾丝·拉贡，并将碎尸分别扔到在高架桥下经过的列车上。七年之后，作者发表主题相同的作品，体裁为“小说”，名为《英国情妇》，翌年又撰写同名剧作。小说《英国情妇》跟《塞纳-瓦兹的高架桥》的内容基本相同，区别是杀人犯只有克莱尔一人，她丈夫并不知情。另外，故事情节的介绍方式完全改变，是由同一调查者依次讯问三人，即巴尔托咖啡馆老板罗贝尔·拉米、现在名叫皮埃尔·拉纳的丈夫及其妻子克莱尔。
第一个被讯问的是罗贝尔·拉米。四月十三日晚上，即凶杀案发生后八天，克莱尔跟丈夫一起来到巴尔托咖啡馆，她在招认后被捕。进行讯问的调查者姓名不详。他不是警察，他对被讯问者说，他们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他讯问的目的是想了解凶杀案发生的原因。他后来对克莱尔说：“您使我感到兴趣。因此，您干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他坚持要她彻底交代。他可能是心理医生，受司法机关委托进行医学鉴定：他讯问她是为了使她“免于终身流放”。另外，他同意回答他们在谈话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也许他只是一位作家，了解情况是想写一本书，这可从小说的第二句中看出：“一本内容为维奥纳凶杀案的书开始撰写。”
在第一次讯问中，罗贝尔·拉米叙述了四月十三日晚在咖啡馆的情况。他的叙述一时间停止，改放那天晚上便衣警察在咖啡馆悄悄录下的录音，但要罗贝尔说明当时的情况并指出说话者是谁。录音听好后他再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说完。然后讯问皮埃尔和克莱尔。根据这三次讯问，读者可以了解到克莱尔、皮埃尔和玛丽-泰蕾丝这三个人物过去的部分情况，并综述如下。
小说女主人公克莱尔·布斯凯过去生活在卡奥尔，在乳制品厂工作，曾跟一警察热恋。两人相爱了两年，爱得发狂，后来她发现那警察对她撒谎，就跟他分手。她在绝望之中曾跳到池塘里自杀，未遂。几年后，她遇到也住在卡奥尔的皮埃尔·拉纳，嫁给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于一九四二年迁居巴黎，两年后定居维奥纳。皮埃尔现年五十七岁，是财政部公务员。他受过教育，曾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后又通过考试当上职员。他曾竞选维奥纳市镇议会议员，但没有选上。
皮埃尔和克莱尔这对夫妻的生活并不幸福。他一直未能使妻子真正忘记她过去的情人。他们俩感情上渐渐疏远，皮埃尔另找情人，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他们现在相互间冷若冰霜，几乎不再说话。由于克莱尔无法操持家务，一九四四年定居维奥纳之后，他们把又聋又哑的表妹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接到家里来管家务。玛丽-泰蕾丝跟原籍意大利的农业工人阿尔丰索·黎涅里有过男女关系。阿尔丰索在克莱尔被捕的那天晚上也在巴尔托咖啡馆。他是咖啡馆的常客，认识克莱尔，并跟她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据咖啡馆老板说，他以前可能对她有过“感情”。他们可能常常在夜里相遇，是在附近的森林里，他居住的小屋就在森林里。克莱尔也很喜欢他，每次在咖啡馆见到他都很高兴。他也愿意去听克莱尔所说的颠三倒四的话。四月十三日晚上，他也在咖啡馆，竭力使谈话离开凶杀案这一话题，不让克莱尔招认，他显然已猜到她是凶手。
从三次谈话中，我们也能了解到四月七日至八日夜里凶杀的情况。克莱尔因睡不着，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到表妹睡在床上，背朝着她，就将其杀死，把尸体拖到地窖后分尸。在其后的三天夜里，她把碎尸拿到高架桥上，扔到驶过的一列列火车上。除人头外，碎尸已全部找到，但克莱尔始终不愿说出把人头藏在何处。
这起凶杀碎尸案，给作家提供了撰写侦探小说的良好题材：案件有个看来无法揭开的谜，但对各种情况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之后，这个谜还是能被解开。然而，《英国情妇》的作者关注的显然不是案件本身。实际上，此案也只有一个疑点，那就是人头藏在何处，而其他秘密从一开始就已揭开。因此，小说看起来像是侦探小说，但读者想要了解的却是杀人犯的性格及其杀人动机，而书中的调查者想要知道的也是杀人动机。杜拉斯向我们提供情况是通过三次讯问，每次讯问都不相同，使我们从中得出一系列假设，但又无法肯定对杀人犯的性格和凶杀的原因是否有了清楚的了解。
这凶杀案出人意料之处，首先是因为被害人生前包揽了克莱尔家里的全部家务。正如皮埃尔在谈到玛丽-泰蕾丝时说：“真正的家庭主妇是她。她是在自己家里。一切都由她决定，如吃什么菜，要修理什么。”我们知道克莱尔精神失常，所以她不可能在这方面对表妹有所嫉妒。我们也知道克莱尔和皮埃尔关系冷淡，所以也可排除因感情问题而产生的怨恨。另外，皮埃尔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两个女人相处和睦，从未有过争吵。当然，克莱尔对表妹也许有点讨厌，皮埃尔告诉调查者，她曾说玛丽-泰蕾丝像“一头小牛”，她对此也毫不否认。据她说，她感到讨厌，是因为玛丽-泰蕾丝吃得好睡得香，但这不能构成凶杀的充分理由，除非是因为一时冲动，咖啡馆老板举的农业工人杀死一过路女子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这样，那么任何人不管性格如何，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杀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在纪德的《梵蒂冈地窖》中，拉夫卡迪奥在前往意大利南部的火车上偶遇弗勒里苏瓦尔，对这个小老头看不顺眼，就在天黑后将其推出车门。拉夫卡迪奥是私生子，没有家庭束缚，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希望“真正的自由”，就进行了这一“无动机谋杀”。《英国情妇》的作者显然考虑到这种犯罪心理。
对凶杀案的另一解释，则是杀人犯精神失常。克莱尔对生活不感兴趣。据咖啡馆老板说，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度过，坐在长凳上遐想。据他说，她说话常常颠三倒四，只有阿尔丰索能够听懂。另据她丈夫皮埃尔说，她什么也记不住。他说在结婚初期曾想让她读一本书，结果她看到后面忘掉前面，最终只好半途而废，而她也只对有插图的儿童读物感兴趣，这些读物她是从学生的课桌里拿来的。这说明她智力有问题，有精神疾病，也提出了她的刑事责任问题。然而，克莱尔完全能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并在讯问时常常显得理智清楚，说话有条不紊。但认识她的人大多认为她精神失常，她也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提出疑问。她承认自己干的事十分荒唐，承认碎尸灭迹的三天夜里对她来说如同在做噩梦，并害怕自己会变成疯子。她现在被关进监狱，还在回想当时的感觉：“是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疯了。我听到一些声音。我觉得有人在打人。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也许快要疯了。要么死了。”她承认，别人有理由认为她精神失常，并对别人的看法听之任之。但在有的时候，她又说自己不是疯子，并认为她干的事不能完全用精神失常来解释。
对这个人物的刑事责任问题，作者的态度显然希望从宽处理。我们对克莱尔的性格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特别是在对她问讯之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她内心来体验这一惨剧。女主人公的种种反应，她的真诚，她在生活中孤独无助，以及她为理解自己的行为所作出的努力，提出了这一案件的道德责任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在加缪的《局外人》中提出。但跟《局外人》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精神失常，这在莫泊桑的某些作品中也可看到，如《奥尔拉》、《夜》。作者把调查者写得不偏不倚，是要让读者站到杀人犯一边。克莱尔·拉纳这个人物，可说是杜拉斯对疯子较早的描写，而疯子在她以后的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劳尔之劫》、《副领事》直至《爱》，并在其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作者的另一目的显然是要让我们知道，精神失常这一概念在书中并非只是随意贴用的标签。“精神失常是否是一种原因？”女主人公提出的这一问题使我们去寻找其他动机。在跟克莱尔谈话时，调查者对凶杀的原因提出另一假设，即“一个不知道的原因”，就是说杀人犯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因为既然无法找出明确的动机，那就只好去寻找潜意识的动机。预审法官进行的审讯，则被一种类似心理分析的谈话所取代，因此，调查者强调“招认应该彻底”。正因为如此，她杀人的原因是隐藏在她身上。克莱尔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对我恰当地提出问题，我就会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问题，我自己也提不出来。”这说明无法找到客观而又合理的动机来对凶杀进行解释，因此必须在杀人犯的意识中去寻找凶杀的原因。
由于这个原因，作者谈到了梦中杀人。在讯问中，克莱尔承认此前曾多次在梦中杀人。皮埃尔也承认自己在梦中杀过人。为此，调查者对他说：“我发现，你们俩杀了同一个人，您在梦中杀，她在现实中杀，就是想把你们的生活尽量安排好的那个女人。”这样，凶杀的责任看来应该由夫妻俩共同承担，就像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那样。后来，调查者和皮埃尔又作出另一种假设，即克莱尔杀错了人，她想杀的不是玛丽-泰蕾丝，而是她丈夫。
另外，这次凶杀也可看作是替代一次自杀。克莱尔承认初恋使她难以忘怀：“我从来没有跟卡奥尔的幸福分开过，这幸福陪伴了我的一生。”同时，她又从未摆脱这次爱情的消失所带来的痛苦。她说，在十二年前，她曾希望跟阿尔丰索一起生活，再次体验这种爱情，但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从此，她对生活完全失望，她活着如同死人一般。调查者则说她“从未融入生活”。她对生活的失望，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奇特的行为。调查者问她：“在花园里您是什么人？”她回答说：“在我死后仍在的女人。”因此，她讨厌生活中过于坚固的东西，觉得玛丽-泰蕾丝肥胖的身体是“一大块听不到声音的肉”，她讨厌精美的食品，如表妹制作的调味汁烧肉。她喜欢的则是花园里种的“英国薄荷”，并承认自己曾多次写信给报社，以了解这种植物的种植法，并说她“有时吃英国薄荷，清洗肠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