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 精彩片段：
在椰子纤维地毯上
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因素。它有主要、次要，物质、精神之分。各种条件的地位，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①。”确实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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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种长颈拨弦乐器。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招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