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太阳 精彩片段：
八
他们还是在铺着褐色的大理石的大厅里集合了。因为他们都没有睡好，此时甚至变得十分相像。蒙古种的扁脸越发青黄，眼囊下垂，眼圈发黑。心事重重。各怀鬼胎。
他们刮过了胡须，换过了衬衣，整理过头发，振奋起平素的威严。正经至极。尽力使他们在这个早上的会见，如同他们在国内早上八点在办公室的会面一样无疑。
司马南江虽然是知识分子，睡眠却一向极好，绝无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的、失眠的劣习。他的妻子常常为此抱憾夫妇生活中没有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闺中乐趣。每每早上酣睡醒来，他总是为自己的精神饱满惭愧、不安。好像他占了什么人的便宜。
他昨夜没有睡好，纯属受人株连。
半夜一点钟，有人敲他的门。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光着脚丫儿、头发精湿地贴着脑门儿、睡衣精湿地裹着身子的人。那人的神气就跟让歹徒劫持当完人质之后，又给扔进了水塘，九死一生地刚从水塘里爬出，想要报警却找错了门一样。
“请问……”司马南江几乎认不出这就是本团的副团长，“哦，哦，是您。快，快请进。出了什么事？”
“不啦，不啦。”副团长软软地晃了一下似乎被抽了筋的胳膊，然后用这条胳膊扶住门框，支撑着他那似乎同样被抽了筋的身体。他吃力地翻起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求助地望着司马南江。“你到我房间里看……看。”
晚上十一点，副团长看完性电影回到旅馆之后，本以为经过某种心理平衡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他像心情正常的时候一样，不轻不重地关上了房门。哼着小曲《南泥湾》脱去西装，摘下领带，换上睡衣，还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易拉罐”的可乐，一包花生米。他的肚子今天下午老有一种不充实的感觉。
小曲儿虽然哼得走腔走调，但基本原则精神还在。你不能要求人人都有郭兰英的水平。
他被有关部门召集组织参加了老干部合唱团，人家动员他的时候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尤其在文艺界已经堕落到寡廉鲜耻的情况下。后来谈话人又改正了这个调儿，说在文艺思想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个老同志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会唱不要紧，唱得不好也不要紧，只要站上台去，占领这块阵地。有人会唱，或者还有别的壮大声势的办法云云。他想了想有些歌星恨不得脱了光屁股的骚劲儿，弄得男人恨不得跑上舞台，把她摁在舞台上当众×她一盘，便同意去占领阵地。只张嘴，不出声。
演出那天，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他指示老婆孩子一定收看。演出结束回到家里，全家人兴奋地议论了很久，他们全有一种感觉，觉得他今后如果再上街，街上的人肯定都会认出他来（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老婆最热衷的是电视给了他七次特写镜头，她的目光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好像又发现了他的一些伟大之处。儿子女儿却说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脸染得过浓，像京戏里的媒婆（这种角色，大部分由化妆极为夸张的男性扮演）。还有人家张嘴的时候他合嘴，人家合嘴的时候他张嘴这样步调不够一致之处，以后要注意改进自己的形象云云。
但是在他不演出的时候，便照样收看那些让他恨不得摁住一干方休的歌星。不论是阵地，还是他的脑子，仿佛轮流地租给了这两拨人使用。
哼着小曲，他便前前后后地想起了这些。想到那些歌星的时候，心里便又骚动起来，心里一骚动，就觉得浑身燥热。他先到浴室用冷水冲了冲头，不行，不解决问题。又把身上的衣服扒光，不行，还是觉得全身像是被什么箍着。他又把空调器乱拧了一遍，室内的温度更高了，简直就像一个烤面包炉。猛然想到何不大开房门，冲破这禁锢自己的烤炉。大开房门之后，又发现还是一个赤条条的自我，赶紧又把睡衣穿上。如此反复折腾下来，半夜已过。这一天过得实在辛苦。不论是被纷乱的印象弄得已然麻木的脑子，还是消耗过度的身体，都需要休息。但是他却丧失了全天候的优势，不管是站着、坐着、躺着、开着房门或不开房门、摄氏四十度，他全睡不着了。便只好不顾影响、不怕暴露（什么？！）地去求助于司马南江。
给副团长调好空调的温度回来，刚刚睡着，就被电话铃叫醒了。他在这里无亲无友，就算认识莫利小姐、依林侯爵、科技文化部长，他们也不会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他，除非他们疯了。他想一定是有人搞错了电话号码，便将电话的听筒拿起来，按了按话筒下的叉簧，把话筒放下再睡。不到一分钟电话铃又响了。他只好拿起话筒，用英语说：“对不起，我想你是打错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