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梦_第十五章 第八十梦回到了南京

第十五章 第八十梦回到了南京

耳边下听到人声像潮涌一般，我睁眼看来，被拥挤在轮船的船舷上。栏杆开了两个缺口搭着跳板，人像一股巨浪，在这缺口里吐出。栏杆那边趸船上，人是像这边一般的拥挤不过，他们手上，各个拿了一面小旗子，迎风招展。若在这人浪里，发现他们一个旧相识，旗子齐齐的举了起来，呵哈一声的欢迎着，我便是这样被欢迎的一个。糊里糊涂在人浪里穿过趸船，上了码头。呵！南京下关江边码头呀！久远了的首都！虽然沿江一带的楼房，都变成了低矮的草棚，巍峨的狮子山，绵延如带的挹江门城墙，都是依然如故的景象，一看就是南京。我所踏着的地面，是旧海军码头。迎面一座彩布青松大牌坊，上面红字，大书特书：“欢迎抗战入川同胞凯旋！”那牌楼下拥挤着不能上趸船的人，像两道人墙，夹立在路边，都伸长了颈子，睁着眼睛，看看这登岸的一群里是否有他们的熟人？如果是发现了一个，就拥出来拉着手。尤其是操着南京口音的人，他们迎着他们所要见的人，老远的在人头上，伸出手来乱招，口里喊着人名字。我看到一位南京老太太，由人丛里撞跌出来，一手拉住一个青年，脸上在笑，眼里流着泪，口里喊着乖乖儿子。总之，这江边码头上成千成万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紧张的面孔。唯其是这样，我也有点如醉如痴了。路边上有欢迎他们的大汽车，形状如当年的公共汽车差不多，但略矮小些。据说，这是敌人退出南京时候留下来的礼品。

自然，用这车子欢迎我们入城，是含有一种意义的。车子里自然是同船来的人，有两位穿着西服的市民代表，脸上充满了笑容，连连向回来的人道着辛苦。但他们也不承认是留在南京的，他说，本来是住在上海。后来因为国际发生新变化，在上海租界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就退入了内地。自从得着光复首都的消息以后，他们就赶回南京来。总之，他们那意思，以为虽不曾深入后方，但是他们并不曾与敌伪合作。而辗转前方与敌周旋的那番艰苦情形，也许比远入后方的人还要伟大些。好在我们一路行来，大家都存下了这么一个志念，决不讪笑在沦陷区城里的人。我因之没有把他的话听下去，且向窗子外看着，车子还是经过下关入城的咽喉挹江门。城门虽是洞开着，城门洞外，还遗留下不少的沙包。那条中山北路，还是人家稀少。有的是旧房子剩下一堆残砖败瓦，或整个不见，有的又是新建筑的小屋子。倒是两边的路树都长得高大了，尤其是杨柳和洋槐，都铺张了一大块树荫，正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这时车上人又讨论着同船时常讨论的住房问题，而大家十有八九是暂借住亲友家里，再作打算。本来南京的房子，经过一次长时的浩劫，已经拆卸破坏得不像样子，很少可住的。敌人溃退时，又放了一把猛火，越发是房子减少了。说话时，车子过了华侨路，达到市中心区，本已接近繁华场合了。可是由三牌楼直到这里，越向南是新烧的房子越多。这里一些高大的楼房，是敌人盘踞过的，全是四周秃立着砖墙，中间是空的。低矮些的房屋，那简直便是一堆瓦砾，里面插上几根焦糊的木料。若不是中间那个广场，绕着圆马路，我已看不出所到的地方是新街口，因为这里是敌人烧毁着最厉害的一段，满眼全是瓦砾和断墙残壁。便是马路边上的树，也被烧焦了一半。车子过了这里，在一个有松枝牌坊的所在停了。少不得这里又拥挤了许多人欢迎，各找着各的亲友，分别去投宿。我被一个朋友，介绍到他亲戚家里住着。他的家住在汉中门内一条冷静的巷子里，是个令人极不注意的所在。往日敌人入南京，没有抢劫到这里去，现在敌人溃退，是由东南方逃去，也不及烧这城西角的民房，所以我所投的这位主人家，竟是浩劫中的幸运之儿。自然，被介绍到这里来寄住的，不止我一个，主人家的屋子，几乎是每一间里都住下了来宾了。我让主人让在楼上一间小屋子里，隔壁正是新回来的两位抗战志士。在我进屋不曾落座之时，便听到一个人在那里形容敌机轰炸后方的残暴行为。他说到他有多次的遇险，但始终是英勇对付着的。

他曾这样说：“敌机轰炸得久了，我们的防空设备也格外进步。我们屋子后面，就是石壁，在那里新打了厚可十丈，深可十五丈的洞子。放了紧急警报，我依然在屋子里料理过琐事几分钟，然后从从容容进洞。有一次，我洞子顶上中了头彩，而且是很大的炸弹，但我们除听到一声大响之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后来有几次猛风扑人，洞口上的烟雾，涌进了洞子，我们料想着洞外不远中了弹。我也不问敌机去远了没有，就跳出洞外，四处张望着。见斜对面有个水桶粗细的炸弹，正在冒烟，想必是燃烧弹，我提起路边上预备着的两个沙袋，就扔了过去。因为我相距得很近，沙袋打得很中，正把沙袋撒在那炸弹冒烟的所在。这么一来，我就引起兴趣来了，继续拿了沙袋，向上面扑了去。我差不多把炸弹火焰都扑完了，防空救护队才赶到。你们没有到过大后方的人，不要以为大后方就没有危险。”另一个人道：“空袭那究竟不是天天的事，我们在前方的人，是整天听着炮响。但炮响尽管炮响，我们照样做自己应做的事，哪个去理它？有一天，我在家里向你们后方写信，突然一个炮弹穿过了屋顶，接着就是十几炮。我总以为像平常敌人天天放礼炮一样，并不介意，继续的向下写信。等到把信写完，机关枪也响了起来，这才打听出，敌人有一支流窜部队，已经窜到我们村镇附近。但我们一点也不惊慌，立刻联合了保甲长，先撤退老弱妇孺，再……”先前那个人不愿向下听了，拦着道：“这有什么稀奇，你们那里，听到炮响，总还离着火线几十里路呢。在现在立体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前后方之分。我们在后方，真是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每月都有出钱的机会，有一次劳军献金，我把买米的钱都献出去了。”那一个还说呢，我们就听到你们在后方做生意发大财，一弄几十万。发财的人，献几个钱给国家，那还不是应当的，不抗战，你们这些财何处发起来？我听到隔壁人士，这一顿辩论，这算回南京来第一个接受到的新影响。我正听着出神，忽然有个在林谷寺种菜园的老乡，高高兴兴跑进房来。拱了粗糙的拳头笑道：“恭喜恭喜，多年不见，你还是这样。”这人叫李老实，在尖团的皱纹上，丛生了一把苍白脸胡子，寿星眉长出脸来一寸多，就现着这人有些名实相符。我笑道：“也不一样了吧，在四川几年，头发白了一半了，前后害过两场重病，打过十几场摆子，咳嗽毛病，于今未好。”李老实笑道：“自然是辛苦几年了。不过这么样回来，可以享福几年了。”我道：“享福？这福从何享起？”

李老实挨近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低声笑道：“张先生，你何必瞒我？我听说到四川去的人，当一名打扫夫，一个月都拿整百块薪水，像你先生，一个月还不拿几万吗？难道你回来，没有把在重庆挣的钞带回来？我并不向你借钱。”我笑道：“你说打扫夫每月拿整百块钱薪水，那是真的。可是，像我们这种人，比打扫夫差不多。我告诉你，打扫夫拿了那些钱，还是你曾经见过的打扫夫，并没有穿起西装，至于我呢！但我生平是个不肯哭穷的人，我穿什么衣服到四川去的，我还是穿什么回来，并未曾做新的。”李老实笑道，“我今天特意来欢迎你，有点好心奉上。新住宅区北平路那地方我有四五亩田，好几个人打听，我都没有松口。当年张先生在南京，我们相处得很好，这一点人情，我一定奉送给你。你先一齐买了去，自己用不了许多，你分几方给亲戚朋友，人家还不是抢着跑吗？于今有钱，太平无事可以拿出来了。”我想，这位李老实认不了一百个扁担大的字，拾了一根鸡毛当令箭，不知他听了什么大人先生的咳嗽喷嚏，便以为我是个了不得的衣锦还乡人物，若要和他申辩我在四川还是个穷措大，他未必肯信，倒不如顺了他的口气说下去，倒还算接受了他的人情，便含糊地答应着道：“我今天还是初到南京，一切要办的事都没有办，简直地说，今日的一餐晚饭和洗个澡的目前急需，我都没有着落，我怎么会有时间谈上买地皮的话？”李老实听我这话，并不以为我顶撞了他，还是笑嘻嘻的。同时，在身上摸出一包纸烟来，先敬我一支。我看着首先便是一惊，因为他拿来的，正是久违了的大前门牌子。在大后方，吸大前门纸烟的人，并非绝对没有，但不是李老实这种人随便可以在身上掏出来的。我还根据了我的乡下人习惯性，笑道：“你吸这样好的烟？”他笑道：“这样什么好烟，很普通的牌子。”我道：“南京市上，这样的很多吗？”李老实不懂我的语意何在，问道：“纸烟店里都有，像从前一样，张先生为什么问这样的话？”我想了一想，是了，在我由四川来的人看法，与他在南京人的看法，有很多不同，这句问话，他又是一个不可了解，便笑道：“我以为现在交通刚刚恢复，怕洋货还不容易由上海运进来。”李老实笑道：“张先生要买什么洋货，我去替你买。我有一位亲戚，正要开一爿洋货店，货还没有到齐，已经先在做生意了，大概要用的洋货总有。”

我笑道：“洋货凯旋，比我们抗战义民来得快。”李老实又不懂我的意思，他想了一想，答复我一句话道：“洋货他自己并不会走路。这么……”我拍了桌沿笑道：“妙妙，人家说你老实，这可不是老实人说得出来的。”李老实笑道：“张先生也说我对了，你怎么说是洋货来得快呢？”我道：“你这话又说远了。我初到南京，什么都想去看看。我们出去走走，有话走着商量。听说奇芳阁还在开着，到那里去吃碗茶去，好吗？”李老实连说好好，我同主人翁暂告了辞，和李老实由小巷子里穿出中正路。看时，两边房屋，零落的被摧毁了。不曾颓倒的白粉墙上，左一片黑墨，右一片黑墨，淡墨的地方，还露出敌伪留下的标语。可是，就在这里，便有笔在墙上写的新标语，如杀尽倭奴，欢迎义民还都等等。最大的几个字，还是本街某号某户某某人敬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因问李老实道：“汪精卫在南京的时候，你也认识几个小汉奸吗？”李老实红着脸，身子向后退着，啊哟了一声。我笑道：“那没关系呀。你还是种你的菜，你又没做汉奸。譬如你要买菜给人，这熟主顾里面，就不能没有在汪贱手下做事的。说你认得他，也没有在你身上涂了黑漆。我正想问问你们，日本人要逃跑的时候，他们什么感想？”李老实道：“做大官的人，急得不得了，日本人又不许他们跑。总是说南京不要紧。就是要紧，也可以带了他们上东洋去。他们也知道这事靠不住，都托了家人，在乡下找房子，而且是越穷越僻静的地方越好。我们在城边上种菜的人，很有些人受过他们重托，所以我知道。我想，这种人碎尸万段，确是应该，哪个替他们想法子，让他们逃命。后来日本人走了，他们也就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我道：“那么，当小汉奸的人呢？”李老实道：“越干小事的，心里越安稳。我们料着作恶不大，大家总可以原谅的。就是受点小折磨，眼见中央回到了南京，那也是一件痛快事。譬如这几个月里，南京也常放警报。在南京城里的人，除了那些怕死的大汉奸，没有一个人不快活。呜呜警报一响，千千万人，全由心里喊出来，我们的飞机来了。不但没有人躲，在街上看不到，有人还偷偷地爬到屋顶上去看。警报越放得多，大家心里越高兴。日本鬼子气得要命，想不放警报。但是不放警报他们在城内的侨民，又要埋怨。譬如太平路一带做生意的鬼子，他们就最害怕，有了警报，附近有防空壕也不躲，跑到城南老百姓的地方来，他料着中国飞机不炸中国人。”我笑道：“这倒是真话。在南京的日本人不放警报害怕。放了警报，又是告诉沦陷在城里的中国人，你们的飞机来了。”说到这里，我们很高兴，不知不觉穿过了健康路。这里还是以前一样，夹着中间一条水泥面的马路。不过十家铺子，倒有八家改了东洋建筑。那墙上贴的广告牌，大学眼药、仁丹、中将汤等等，还是花红栗绿的，未曾摘下。健康路转角，向贡院街去的横街口上，有两个五彩灯架招牌，树立在电线杆子上，一个上面大字写着“东亚舞厅”。另一个格外大，有一丈长，两尺宽，上面五个大字旁边还注着日文，是“松竹轩妓院”。我不觉呀了一声。心想，这简直是对神圣首都一种侮辱，李老实虽不大识字，他看到了我对那牌子惊奇了一下，自然，知道我意所在，便笑道：“张先生看到这姑娘堂子的招牌，奇怪起来啊，这见得日本鬼子是个畜类，汉奸也不要脸。因为在南京的日本鬼子，他明说非找婊子不可，没有婊子，他们就乱来，汉奸就在夫子庙一带，办了许多堂子，还怕日本鬼子找不到，在大街口树起大招牌来，让他们好认识。堂子已没有了，倒不知道这牌子怎么还在？”说着话我们到了旧市政府。外面那道围墙，还依然如故，可是大门外那个木楼，就成了一堆焦土，由此向里面看去，大大小小几堆瓦砾，杂在花木里面。这地方是敌人驻过兵的，他如何肯留下痕迹？相反的，离这里不到五十步的一个清唱社，门口依旧树着彩牌楼，墙上红纸金字的歌女芳名招牌，并不曾有一张破的，似乎在敌伪退走的前夜，还有大批的人渣在这里寻找麻烦。好在就在这清唱社门口，拦街已横挂着一幅白布标语，上面大书特书，“庆祝最后胜利共同建设新国家”。这就把这条街上各店铺私人贴的标语，映带得更有意思。第一是什么阁清唱社，正有几个工人在扎新牌坊大门旁边，一块木牌，糊了白纸，用红绿彩笔写了布告。我觉得这异样的刺激视神经，便站着脚看下去。只见上面大意写着，“陈某某女士，俞某某女士，随国府入川，站在艺人岗位上，宣传抗战，始终不懈，实堪钦佩。现已随同凯旋人士，同回首都。本社情谊商恳，已蒙允许，不日在本社登台献艺。久违女士技艺者，当无不深为欣慰也。”李老实站在我后面，十字九不认得，也看了一番，因笑问道：“是四川回来的歌女，又到夫子庙来唱戏？”我笑道：“那比学生出洋回来还要体面些吧？”李老实且不答我的话，将手指着一个理发馆玻璃窗上，新用纸糊的广告，笑问道：“这上面好几个地面，到底是哪里搬到哪里的？”我看时，上面写着，“重庆南京理发馆，由重庆迁移南京营业，即日开幕。”我笑道：“那不比对门一家的布告还清楚一点吗？”原来对门是一家南京菜馆，正在修饰着门面，也是将白布用红绿彩笔写了布告，悬在门壁边，第一行便是“重庆首都南京昧川菜馆”。李老实望着，不由得伸手搔了一搔头发。我笑道：“你不懂吗？这也就和你欢迎我回来一样。我们是抗战入川过的，这句话最响亮。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有地皮要兜着向凯旋回都的人去卖，那是对的，不过像我这种人应当除外。就是这一位角色，也许都可以买得起你的货。”我说时，正走着经过一家落子馆。那门口也挂起了布的横披，上面大书，“建国杂耍场，不日开幕”，门边另有两块广告牌子上面写着，“相声大王刘哈哈，率同全体杂耍艺员，于抗战初期，由京迁汉，由汉迁渝，继续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最后胜利。在渝献艺时，誉满西南。现随凯旋人士回都，新编建国技艺多种，与全体男女艺员，在本社继续献艺。此为我杂耍艺员抗战史上最大光荣人物，想各界人士当以先睹风采为快也。”李老实道：“刘哈哈，我晓得他，他也回京了。”我笑道：“他不但回来了，他还是光荣地回来了。你应该拜访拜访这路人。”李老实道：“他要买地皮吗？”我笑道：“并不是他要买地皮，不过我譬方说，像他这种人都可以买得起地皮呢。”说着话，奇芳阁已经在望，虽然这是下午，并非吃茶的时候，可是来吃茶的人，却还不少。门口台阶上，依然也摊了许多报。有两个老报贩子，蹲在地上。我先笑着向他点头道：“你们还在这里卖报？”一个老头子道：“受了两年的气，没法子，现在好了。”我随手拿起来两份报纸，都是隔日上海出版的。我道：“怎么卖上海的陈报呢？”老头子道：“南京现在还只有两家报出版，他们印得又不多，不到十点钟，就卖完了。就是上海报，早两天也搁不住。南京人好久不看到骂日本鬼子的报了，不看消息，只看两句骂日本的话也十分快活，你先生不买份看看，我保证你满意。”李老实笑道：“人家在重庆报馆才来的，一直到现在，人家没有停止过骂日本鬼子，像我们吗？现在算是开荤了。”那报贩子听说是重庆来的新闻记者，却由台阶上站立起来向我望着，因笑道：“你们重庆来的报还只有一家出版，实在不够销，你先生这多年辛苦了。”我觉得老百姓把我们在重庆的人实在着得过高了，也只好微笑了一笑，算答复了他。走进茶馆子去，已不是从前的奇芳阁，第一是墙上壁上，有许多新的图案。其实这图案，也没有什么新奇，就是几块黑墨。原来这黑下面墨下面，便是敌伪给老板留下的麻烦，不是纸印的标语，便是搪瓷的标语，时间来得匆促，老板来不及张张剥下，只好把些黑墨涂了。同时，又在那涂黑墨的所在，另贴了加大的标语。除了拥护字样之外，便是杀尽倭奴方罢手。上得楼梯去，迎面一张标语，还是五彩夺目的，是极新鲜的一张画。一面青白国旗下面，一个戴青天白日帽章的武装兵士，脚踏了一个戴红太阳帽章的倭兵。本来上面有印刷的标语是杀尽倭奴，那旁边倒有不少铅笔写的字，每行都写的是“你也有今日”。自然是茶客写的，这倒让我想着在南京的百姓，虽沦陷在魔窟里，其实并未丝毫减少抗战的观念。我正在打量着，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坐下，好来观察一切。

可是有一位说南京话的老人，拱手迎着李老实道：“到处找你，不想在这遇着。”李老实半昂着头，表示得意的样子，笑指了我道：“这是重庆来的张先生，我们是亲戚。”那老头儿哟呵了一声，向我拱拱手道：“是凯旋回来的，欢迎欢迎！我们一块儿坐着吃茶，好吗？我就是一个人。”他说时，支了两只手将我们让着。我也正想找个老人谈谈南京情形，便如约同在临窗一张桌子上坐下。茶房送上茶壶茶碗来，那老头替我斟着茶，第一句话便是到过三牌楼没有？我道：“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过两天或者去看看。”老头子道：“那里是鬼子驻兵的地方。日本鬼子在南京的时候，装得神出鬼没，每条街口和巷子口上，都钉了木牌子，上写禁止通行。他们走后，我们去一看，以先鬼子说什么那里有钢骨水泥的炮台了，有地道通到紫金山了，有天字第一号的高射炮了，那全是些鬼话，一点影子也没有，现在那里又变成很平常的地方了。不过平常虽然平常，究竟还是交通要道。我路上有一片地在那里，阁下……”我听他兜了一个大圈子说话，见面也是谈地皮生意，因笑道：“实不相瞒，我们这吃笔墨饭的人，战前是怎么样，战后还是怎么样。假如我要买地皮的话，第一桩买卖，就该摊着这位李老板做了。”那老头子笑道：“吃饭穿衣住房子，人生三件大事，这总是要办的。这几天，少说点，就是这奇芳阁楼上，哪一天没有几十桩谈房子地皮买卖的。这并不要紧，要置房地，还是立刻动手的好，等到人都回了南京了，那就另外是一桩行情。南京这大地方，自然不愁买不到地皮，可是要买地点适中的，就不容易了。”李老实将茶碗向桌子中心一推，伸着头低声道：“谈到房子，你路上有现成的吗？”这老头子被这一问加增了三分神气。手摸胡须，身子向后仰了去，因翻了眼皮，做个沉吟的样子，然后点头道：“房子是有一幢，地点也不错，不过价钱可就大了。本来，现在砖瓦木料，没有一件不成问题，瓦木工匠，也要谈交情，才和老板做工，盖房子，实在不是易事，房子为什么不贵起来呢？”我道：“这也是实话，不过，我要告诉南京置产人一句话，许多人鉴于战前花几万万元在南京盖些房子，至少是牺牲了万架以上的飞机，或者两三条两万吨以上的主力舰，此外如柏油路，宫殿的钢骨水泥衙门，那种费用，移来做国防经费，是多么好。现在抗战结束了，建国方才开始，重工业的建设，正需要大量的钱，有钱也犯不上去造个花花世界的南京。一般人看法，战前以修马路盖洋楼繁荣南京市的计划，是不大妥当的，这次恐怕不许像以前那样做了。”那老头子静静地听着我的话，然后把胡子一抹道：“这话也不尽然吧？南京是个首都，人口一定很多，无论怎样省俭，房子总是要住的。”

我道：“房子自然是要住的，不过人民遭了这一次炮火的洗礼，多少晓得一点什么叫平等自由。从前几十个人住一幢房子，和一人住几十间房子，那种对比的事，以后决不会有，也决不许有。”老头子道：“决不许有？哪个来不许呢？”我看这位老人家穿着晃荡的长衣，卷起长袖子，还不失却那十八世纪的典型。嘴上的黑胡须，八字儿分梳着，摸了胡子的手指，还带了几分长的手指甲。我想，这和他谈平等自由，透着有点格格不入。但我生平是个直肠子人又不忍有话不说，因想了一想笑道：“我们现在是强国之民了。国家是中华民国，主义是三民主义，一切都有一个民字，难道这做民的人，还不应当明白自己是主人翁？老百姓大家说不许，那就不许。”这老头子听了我的话，似乎掉入浆糊缸里，越搅越糊涂，将桌上的纸烟拿起来，衔在嘴角里，擦了根火柴偏头吸着。眼睛微微闭了，似乎想着出神。李老实道：“这些国家大事，我们谈他做什么？除了出买的，老先生路上，还有出租的房子没有？”这句话却提起了老头子的精神，他笑道：“俗言道得好，钱可神通。真是肯多花几个小费的话，房子也未尝找不到。”我道：“果然有房子，当然找房子的人，可以出点佣金，但不知房子在什么地方？”老头子将手连摸胡子两下，微笑了一笑，这期间总有两三分钟的工夫，也没有宣布房子在哪里。但是他也不肯决不答复，却笑着向隔席茶桌上一指道：“那位刘老板他有办法。”我回头看时，那桌上独坐着一个人，面前放了一把宜兴紫泥茶壶。夫子庙并不改掉老规矩，凡是老顾客，有一把固定的茶壶。由这茶壶看去，可以知道他是一位老顾客了，他圆圆的脸，秃着一颗大脑袋，一笑，腮肉下面现出两条斜纹来。身上穿件四口袋的灰绸短夹袄，在小口袋里拖出一条金表链子。李老实似乎也认得他，便站起来向他点了两点头，他也站起来点了点头。李老实便走过去，坐在桌子旁边，向他笑问道：“刘老板路上有房子吗？”他把头昂起来，先笑了一笑，然后摇了两摇道：“房子谈何容易？难哕！”李老实道：“若是有的话……”他倒不答应有没有，翻了眼向李老实道：“你也要租房子，打算做二房东？”李老实遥遥的向我指着道：“那位重庆回来的张先生要找房子。”刘老板操着满口南京腔道：“真是个大萝卜，替他们发什么愁。人没有来，电报早就来了呢。有些人由上海跑回南京来，早已代那在四川的亲戚朋友，把房子安顿得一妥二贴。这几天，新住宅区，昼夜有瓦木工匠在修理房子，那房子修理好了，是让我们住吗？”我听那大声言语，倒有些受宠若惊，只好向李老实招两招手，仍旧回座，这话似乎不便再说下去了。李老实随着我的招手走了过来，低声向我笑道：“你不要看他口气说得那样强硬。他实在有房子，他不这样做作，不显得他那房子值钱。”我皱了眉道：“自从有了回南京的行动以后，房子房子，时时刻刻谈着房子，我有点腻了。我们另外谈一件事好不好？”李老实听到顶头给他个大钉子碰了，他实在不能再提到房子的事了，因抬手搔了两搔头发，笑道：“那么，我们移一个地方去坐坐吧。这里过了吃点心的时候，喝空心茶，也把肚子洗空了。我们到豆腐涝店里去吃两块葱油饼，来碗酒糟汤圆，好吗？”我笑道：“正是许久没有尝到夫子庙风味，应该拜访拜访。”其实论到豆腐涝，也不见得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东西。不过在重庆的时候，想到在夫子庙消遣了半夜，到了十二点钟以后了，豆腐涝店里灯光雪亮，射到马路上来。葱油香味，在夜空里盘旋着。正当肚子饿得咕噜作响，引着两三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带了一点听戏看电影的余兴，走了进去。这一种情调，由南京去重庆的朋友，回想到了，却也悠然神往。那个老头子倒富于趣味，将手一摸胡子，笑道：“最好是那个时候，油漆雪白的公共汽车，马达呼呼作响，要开不开，游客正好回家。稻香村糕饼店里还大开着门，电灯大亮，你去买些点心要带回家去，好送给太太吃。柜台旁边，遇到一位花枝招展的歌女，在那里买鸭肫肝吃。虽是不和你说话，你站着相隔不远，闻到那一阵胭脂花粉香，你忘记了回家，回头看时，那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而且那部汽车，还是最后一班。回家路正远得很，你就觉得有点儿尴尬了。在重庆的时候，你们回想到过这种滋味没有？”我哈哈大笑道：“这样看起来，你老先生倒是有经验的人了。不过这一类的经验，还是在城北住公馆的人丰富些。”李老实对于这些话，不感到什么兴趣，便站了起来代会过了茶账，匆匆地就向楼下走去。我自无须留恋，跟着他也向前去。那个隔席的胖子，看到我们不买他的账，直追到楼梯口上，把李老实找了回去，对着他的耳朵边，叽咕了几句，李老实笑了一阵，然后引我走出奇芳阁来，笑道：“他最后向我问一句话，问这位张先生是代表哪个机关的。假如是重庆搬回来的机关要找房子，那倒可以想法子。”我道：“这是不是以为机关租房子，他就可以大大的敲一下竹杠？”李老实道：“不！他倒是一番好意，他以为把房子租给机关，也就为国家尽了忠。”我笑道：“他们也知道为国尽忠。”李老实笑道：“张先生你不要说这话。我们失陷在南京的人，是没有法子，并非是不爱国。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的主人翁才是爱国的。”

说时，他伸手一指面前停摆着的汽车。我们去吃豆腐涝，本当向西拐。不知不觉走错了路，却是向东拐。他所指的这汽车，却是六华春、太平洋两个大酒馆子门口。这两家馆子，不但依然是从前那个铺面，而且油漆一新，汽车在大门外两旁分列着。有的汽车夫，新从车子上走下来，挺起了胸脯子，口角上斜衔了一支香烟，大开着步子穿过马路去。我对这两家馆子看了，颇有点出神，心里就转着念头，这也许是个兴趣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这里顾客盈门，我们离开南京，在重庆听到传说，夫子庙这几家馆子，不但不受什么影响，也许比以前的生意还要好些。于今我们回到南京来了，这两家馆子，又是这样热闹。顾客虽换来换去，热闹总是一样，这不可以研究一下吗？这两家馆子如此，其余馆子的情形，也不会例外。假如我是六华春的茶房，我又始终不曾走开，那么，在十年来，我在这不同的顾客身份上，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什么社会。我心里只管这样想着，当然也就向那里看去。忽然有人叫着我的名字，问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隔了马路看时，是我们一位老同行，不过现在不是同行，他是一位老爷。因为朋友背后都称他局长，我也就叫他薛局长。走过马路握了他的手笑道：“自从南京警报器一响，你就到欧洲去了。真是不幸得很，听到你在罗马第二天，墨翁就承认了伪满，于是你就离开了这靴形国，这多年你在哪里当华侨？不是欧洲吧？英德法比，一度大轰炸，也不亚于在南京的时候。”薛局长正色道：“我早就要回国的，因为要替国家宣传，我到美国去了。”我笑道：“那么，你要回来办一家大报了。贵社价值百万元的轮转机，现在还安然无恙吧？”他苦笑了一笑，答道：“你明知故问，那是为抗战而牺牲了。”我道：“那实在可惜。像我这措大，办了一张小报，两三架平版机只值几千块钱，也舍不得把它丢了。终于是用木船搬到汉口，再由汉口搬到了重庆，难道你的政治力量……”薛局长一把挽了我的手就向六华春里面拉了去。笑道：“过去的事，提它做什么。我们总算回了南京，什么东西全可以再来。今天这里有个熟人请客，我们喝两盅去。”我道：“我还有个穷朋友在马路那边等着我呢。”说着，我回头一看，李老实已经不见了。高声叫了两句李老板，也不见人答应。这可无法，只随了薛局长走进酒馆去。

我倒不觉来的怎样荒唐，走进一座大厅，里面有三桌酒席，有不少的熟人，自然也就有了几位新闻记者。其中有位侯先生抬头看见我，迎上前来，握着我的手笑道：“你也回南京来了。”我笑着还没有答复他的话时，他又笑道：“我说了，我们在南京的朋友，一天多似一天。喂！张兄，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不可不认识。”说着，他向对着本席上的一位女宾，招了两招手，我看那人的打扮，显然是一位歌女。在我们这样哀乐中年的人，而又在抗战期间经过一度长期的洗练，纵然对夫子庙这地方还有所留恋，却是另一种看法。不料一番阔别，这番刚踏进这秦淮河畔，还是这老套，我经过扬子江两岸，火药和血腥气还未消呢，我有点惭愧了。我正考量着这个问题，那位被介绍的歌女，已是离开席，向我面前走过来。侯先生介绍着，遥远伸着手，在空中摇晃要向那小姐拍肩膀的样子，笑了向我道：“这位柳小姐，是由上海新来的。当汉奸在南京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许多人要她来，她决不将就。不是为了交通困难，她早到重庆去了。你不要以为大后方不需要唱戏的小姐们，而她这一点志气，是大可钦佩的。”那柳小姐到了我面前，本要待我说些什么，不想侯先生说了这么一大套的夸奖话，教她跟着向下说不好，静候着人家捧场也不好，微微的低了头，把脸皮红着。我笑道：“要为国家出力，不一定要到重庆去，在上海住着，一样可以有所为。柳小姐哪里献艺？”说着话，我被侯先生拉着在席上坐下，他说他是代表主人翁的。那柳小姐只和我隔了一个座位，他向我笑道：“我正和重庆来的一批小姐们对门唱，当然是比不上，还请重庆来的先生们帮忙。”我道：“重庆也不出产皮簧戏呀。”侯先生斟了一大杯黄酒送到我面前，然后拍了我的肩膀道：“重庆来的人，是抗战过的，那就大为不同呀。以往谈什么京派海派，于今不同了，新添了个渝派，等于出洋镀过金的博士一般，你不知道吗？老朋友，你就是镀金者之一，可喜可贺，为你浮一大白。”

我笑道：“那我就不敢当。我在重庆那样久，一点没有贡献。第一是抹桌子的工夫太多，少参与各种集会，少在共同列名的印刷品上写着名字，连我多年的老朋友都忘了我是新闻记者。这时候你要我受这一大杯酒，我岂不是受之有愧？”在座对面有一位嘴上蓄着小胡子，穿西装的同行纪先生，伸出手来摇了两摇，然后正着脸色道：“暂不要开玩笑，我有一句正经话要提一声。我们上海一班同业，自从八一三以后，就想到内地去，始终没有走成。现在他们一个战地视察团，由大江南北起，一直视察到黄河流域的上游，然后由那里折回襄河两岸，由公路到广西视察昆仑关，还要到云南边境去看看。这实在是个壮举，我决定去。”有位花白长胡子的人，靠他坐着的，手摸了胡须微笑道：“就是我，未尝不想试试这一壮举，好在走到旧战壕里去坐着吸纸烟，哼两句西皮二簧，也全没关系。反正头顶上没有飞机，对面也没有炮弹。”那位纪先生，噘了小胡子，不觉得把脸涨红了，向大家道：“战后视察战场，这也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回过脸来，向柳小姐笑道：“现在到重庆去的直航飞机，倒不怎样挤。这样说，你也可以去一趟，以了夙愿。”柳小姐倒没有怎样考虑，随嘴答道：“以前首都在重庆，所以大家向那里赶，现在大家都回了南京，还老远跑去做什么？”侯先生笑道：“你说的大家，连我也包括在内吗？”柳小姐抿嘴微笑着。他上手另坐了一位歌女，圆圆的脸儿，长睫毛里，一对大眼珠，脸上便带了三分豪爽的样子，便插嘴道：“侯先生，你以为这句话占便宜，其实当歌女的人，总是靠爱上夫子庙的人捧场。纵然他不过是到歌场上去，花一块钱，泡一碗茶的茶客，也是我们所须倚靠的。因为我们要人花钱，也要人捧捧场面。老实说，我们是生意经，要说不分男女老小应当爱国，这话我们也知道，知道是知道，挣钱还是挣钱，那究竟不是一件事。若说我们到昆明重庆桂林去，为了是爱国，倒不如说我们是为了卖药赶集。那还漂亮些。我不大认得字，但也就常常听到人说过，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秦淮河上的女人，在上千年以前，就是这块材料，于今陡然会好起来了吗？好起来了，她就不肯搽胭脂抹粉来陪各位吃酒。”

她一大串的说着，不觉把脸涨红了。在桌上的人，好几个鼓了掌，我也笑道：“并剪哀梨，痛快之至。”不过这位小姐的话，好像是有感而发，她笑道：“小姐这称呼不敢当，我叫陶飞红，外号张飞。当歌女的，无非是过歌女一套生活，把名称再提高些，无非是赶热闹卖脸子的人，狂些什么？各位今天回到南京的，好像对我们有些另眼相看。自然，我们应当稍微自重些。可以不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以为中国成了强国，我们当歌女的也出过力。其实口头上表功一番，好让一块钱一碗的茶卖到两块。那希望也可怜得很，谈不上前途。”我听她说到“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这八个字，就觉得这个歌女的书，还是念得不少，真是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过像她这样口没遮拦，在这三桌席上，恐怕就有些人听不入耳，应当照应照应她，免她吃亏，便故意把这话锋扯开来。因笑道：“当年我们在夫子庙听歌的时候，是两三角一碗的茶，于今涨到一块钱了吗？”侯先生笑道：“你怎么提从前的话。再前去三十年，夫子庙茶馆里的茶，还只卖三个制钱一碗呢。”我道：“那么奇芳阁的茶，现在卖多少钱一碗了？”侯先生笑道：“你又何必单问茶价？一切是这么一个标准。不过人还是这样一个人，不见得长了多少价值。”他说到这里，倒有心要沾女人一点便宜，回转头来向陶飞红道：“你说我这话对吗？”她笑着点点头道：“战事一结束，人的肉长肥了，骨就变轻了，分量还是差不多，怎么涨得价钱起来？女人还是要当歌女给人玩，士大夫阶级，也……”她笑着摇了两摇头道：“我们还是唱两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吧，弄什么之乎者也。”我听了她这话，冷眼看看她的态度，觉得她坐在这酒绿灯火的地方，另外有一种啼笑皆非的神气。虽然这里三桌席上，有许多歌女陪酒，不减当年秦淮盛事，究竟时代不同了，她那种皮里阳秋的话，绝对没有人介意。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颇觉她的话，有点令人受不了，便借故告辞。走出酒馆只见满街灯火，穿西服的朋友，三五成群，嘻嘻哈哈走着，花枝招展的歌女，坐在自备包车上如飞的被拉着过来过去。这仿佛我回到了战前的夫子庙，我伸手在身上摸摸，并没有那里有一道创痕，也许我过去几年，做的是一场噩梦，并没有这回事。不过我抬头看时，有两三处红蓝的霓虹灯市招照耀着，又证明了的确有那回事。

因为面前最大的一方霓虹灯市招，有四个大字，是“民主茶厅”。第二块市招，稍微远些，是“建国理发堂”。第三块市招，立得更遥远，是活动的灯光，夜空里，陆续的闪出字来，第一个字是“廉”，第二个字是“洁”，第三四个字是“花柳”，第五六个是“病院”。我想，民主，建国，廉洁，这些名词，分明是战前不常用的，于今茶厅理发馆都知道用来做霓虹灯招牌，不是经过炮火的洗礼，人民思想进步，曷克臻此？正在出神呢？忽听得身后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张先生。我回头看时，正是那歌女飞红，便笑道：“陶小姐，出来了？刚才那番快论，真是豪爽之至。以往，也常跑夫子庙，却没有遇见过你这种人。我冒昧一点，我想哪天约陶小姐谈谈。可以吗？”飞红笑道：“这是你特别客气。你高兴见我，在夫子庙任何馆子里填张条子，我不就来了吗？”我笑道：“不是这意思，我愿站在作朋友的立场上，和你谈几句话。”她站着低头想了一想，笑道：“好的，好的。何必另约日期，马上就可以。”我道：“但怕陶小姐应酬忙。”她道：“你愿和我交朋友，我就耽误几处条子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到咖啡馆去坐坐。”说着，她就转身走进身后一爿咖啡馆，只见满街灯火。是我请她谈话的，我虽觉得早不当旧调重弹了。可是未便违约，只好随了她走进门去。那咖啡座上，灯火通明，人热烘烘的，我越发难为情，立刻和她走进了一个单间坐着。我一看这里，却也非比当年的咖啡座，门帘子将白布变为绿呢的了，窗户上掩上了绿绸窗帷。虽然中间还有一张小桌，这似乎是专为吃点心用的，而非为喝咖啡用的。旁边除了两张坐的沙发而外，另有一张长可四尺的睡沙发。绿绒的椅面，放着锦缎的软垫。沙发面前放了矮几，正是让喝咖啡的人将杯碟放在上面，可以卧谈。墙壁上半截，即是粉红的屋正中垂下来的电灯，是紫色的罩子，映着满屋都是醉人的颜色。桌上玻璃花瓶，插着一束鲜花，红的白的，配了绿油油的叶子，香气扑人。我站了还不曾坐下呢，飞红笑着向我道：“这样的房子，一个男子和女人坐在这里谈心，你想还有什么正大光明的事谈出来吗？”我笑道：“既然如此，陶小姐何以约我这个一面之交的人到这里来谈话？”飞红笑道：“唯其是一面之交，我才约你来谈，若是熟人……”她虽然直爽，说到这里，也透着有点难为情，拖长着字音，没有把话说下去。恰好是茶房跟进来，问要些什么。飞红告诉他要两杯咖啡，然后让着我对面坐了。她笑道：“我竟是代张先生做主了。”我想着，在大后方的人，也许感到咖啡缺乏。我道：“那倒不，只要有钱，在大后方，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这一点，德国比不上，便是英国对我们也有愧色。”

飞红笑道：“好，我现在可以向张先生领教许多大后方情形了。”我笑道：“不然！我正要向陶小姐请教。”她笑道：“请教我？我一个当歌女的……”我摇摇手笑道：“不要谈这一套。我之请教你，那是有原因的。我想，在秦淮河的人，难得跳出这没有灵魂的圈子，把冷眼去看人。由我很客观地看陶小姐，颇是合这个标准。所以我想问你最近一些所知的事情。”她笑道：“你说是个有灵魂的人，我倒是承认的，张先生打听这类事情要登新闻？”我道：“不！这也不是登新闻的材料，我有点疑心，要搜罗战时一些故事，由可歌可泣到醉生梦死一类的材料都要。将来写出杂记来，至迟哪怕到我身后发表，也可以给天壤留点公道，给后人留点教训。现在这工作依然在进行，所以我想在富有兴亡诗意的秦淮河下，找点材料来。”飞红算是领悟了我的意思，微笑着点了两点头。正好茶房送了咖啡在茶几上，她扶起茶匙在手，搅着咖啡，簇起了睫毛，看看咖啡上浮起来的汽烟出神。我且不打搅她，等她去想出要对我说的话。在这静默的时候，我感到一点不安，红灯光醉人的颜色，和女人身上的脂粉香气，迫使得我催促她一句，笑道：“不必想什么整个的故事，你说你应酬场上新发生的感触那就很好。”她点点头道：“有了，还是说我们本行吧。有一位歌女，原来在南京是很红的，许多人在她身上花钱都失败了。后来她在大后方兜了个圈子，年纪虽大些了，但她是个天生尤物，还有许多人追求她。结果，她却嫁了个商人。”我笑道：“这就是老大嫁作商人妇了。”飞红笑道：“你好像为她惋惜吧？那错了！她发了很大的财，至少手上有一百万元。从此以后，要大享其福了。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商人胸无点墨，原来是在南京卖烧饼带开老虎灶的。只因为这位歌女的养母，当年在南京，常到这家老虎灶上去冲开水，和这位商人认得。到了后方，见他西装革履，甚至于汽车进出，又有了这来往。连这女也和他有说有笑，一个卖热水的人，对那红歌女，只好望望罢了。没想到谈起交情来，他受宠若惊，就献金五万元。”我道：“这人颇也爱国。”飞红笑道：“他非向国家献金，是向歌女献金。这歌女才知道他实在有钱，半由自愿，半由养母做主，就嫁了他，于今正在托人在南京四处买地皮呢。你们文人，提起笔来，什么都说得头头是道，就不如人家一个卖热水的，在后方抗战回来，人财两得。我这点故事，你拿去渲染一下，也不下于卖油郎独占花魁吧？”我道：“他是怎样发了财的？”飞红道：“那由于他一个把兄职业太好，是个汽车司机。这司机专由海口子贩货到后方去，一个人忙不转来，就教这个卖热水的帮忙。不到一年，他手上有了二三十万，脱离了那司机，改做水上的生意。把四川的山货，用木船装下去，回头又由木船装棉花上来，再过一年，家产就过百万了。”我笑着了摇摇头道：“这近乎神话。”飞红道：“神话不神话，不必研究，反正其人尚在。当然，这里面也有点机缘凑合。是他跑海口的时候，和一个在江口子上的跑外认识。他在海口上帮过那人的忙，所以那人在江口上免不了报答他一下，遇事给他一点便宜行事，所以人家发十倍的财，他也可以沾一半分光。”我想了一想，因道：“他发上了百万财，还是沾人家一半分光？”她笑道：“这个原因，我们在敌后的人哪里会晓得？”我笑道：“那么陶小姐的意思，以为我应该晓得。”飞红笑道：“你不晓得，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我道：“后方的故事，还要我到此时此地来问你，这新闻记者，真是越做越回去了。再谈一个此地之事吧。”飞红又喝着咖啡，想了一想，笑着摇着头：“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说起，你必得给我一个题目。”我也不免伸手搔搔头发，想不出一个题目来。忽听得外面一阵欢笑声，便道：“有了。这些咖啡座上来的西装朋友，又是一副纸醉金迷的样子。他们新到，有什么桃色新闻没有？”飞红笑道：“这也可以理想得到的事，何必问他？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这无灵魂之群的里面，也有有灵魂的，而这件事也很有趣。当伪组织在这里的时候，那些日本顾问最是了不得。他们一样逛夫子庙，抽鸦片烟，无论怎样腐烂了的嗜好，都试上一试，就是一层，不肯花钱。若是有那些汉奸出钱，玩得比中国人还起劲。最好是汉奸垫钱玩的时候，多少他能从中弄两文，就可以心满意足。世界上若比赛贪污，恐怕没有比日本人更胜一筹的了。”我笑着摇摇头道：“骂日本人我们是第一等，用不着再来对你的。”飞红笑道：“你莫忙，趣事在后面。一个日本顾问和一个歌女有来往，一切开销，都是汉奸的。日本人当他代付款的时候，他说，你有钱代我送歌女，不如把这钱直接送给我，我还领情多了。那人只好把钱送给他，而歌女那里，他还是照顾的，汉奸又照付了一份。这歌女见他无耻，写了一封匿名信骂他，信上有杀尽倭奴的话。那日本顾问，认得这歌女笔迹，要拿信为证，办这歌女反日的大罪。后来那歌女托许多人讲情，他才开出价钱来了，一个倭字，要赔偿一千元的侮辱费。”我笑道：“这颇妙。”飞红笑道：“颇妙吗？妙的还在后呢！这封信共有十九个倭字，假使每个字赔偿一千元的话，共要一万九千元。这无论一个当歌女的出不起这多钱，便是让那伪组织里的汉奸代出，他也觉得肉痛。再三和那日本顾问说情，才答应打个两折，每字两百元，无论如何不能少。算起来共是三千八百元。这钱倒不问是哪个出，那日本人要赚整数四千元，还差着两百元，有点美中不足，就自己信上添写了一句杀尽倭奴，共凑成两十个字，于是拿出信来，照倭字点数，共要四千元。这个调停两方的汉奸，却也说句天理良心话，他说文句旁边，所添的一句杀尽倭奴与原文笔迹不符，与日本人所写的汉字，倒有些相像。这个字的侮辱费两百元，不能代出。后来日本人说了实话，是他添的，他是要凑成四千元。凭他日本大国民自骂了一句倭奴，也值两百元。这么一说，连那歌女也觉得这日本人软得无法对付，只好共出了四千元。”我笑道：“这实在够得上写入一见哈哈笑，后来这歌女和日本人无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