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子要当红军 精彩片段：
第二章
转钟时分，有过一阵子全城的鞭炮齐鸣，仿佛是一次虚拟的起义。开始是东一串子，西一串子，远远近近试探着呼应着，接着，声势越来越大，铺天盖地地汇响成一片，还夹杂着礼花的啸叫和大麻雷子的炸响。可可家的这一片新楼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乔迁新居憋着的劲都拿出来放了。在家里关上窗户也听不见人说话。激越了几十分钟，终于又沉寂下来，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尔三两声零星的余响，倒更添了许多寂寥。
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尴尬地结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个世纪，会梦幻般地到来－－那是班主任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和教科书美丽地讲过许多次的。那时还有一本很著名的课外读物，叫《科学家幻想21世纪》，那本书成为无数祖国花朵们的童话。他们像相信一切童话一样相信那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童话。
后来，可可长大了，经历过许多颠簸起伏之后，可可又曾相信，还有一个世纪，会崭新地到来，它不再是童话，但那是一个可以遥望的现实－－现在，新世纪来了，现实却是另一种模样。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纪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曾是他们那一批人的世纪，在雪山，在草地，在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还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战斗中，那个新的世纪，该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绝大多数已死去。剩下的带着伤残，带着各种各样的弹片在各种各样的干休所或山乡的农居里度着寂寞又闲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早年时期－－在院子里种点大蒜小葱或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饲鸡养鸭，在院落和院落之间的甬道上蹒跚着散步，碰见另一个也很蹒跚的人，远远地骂一声，老家伙，吃的啥？还没死啊－－他们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远，就像当年在山乡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准确地说，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中欣他们小时候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跑？父亲说，锻炼革命意志。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那一支部队走了错误路线。像许多文章中说的那样，可可的岳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在可可少年时，红军是一个完全审美化艺术化了的符号，是话剧《万水千山》，是电影《党的女儿》《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是课本中的《七根火柴》，《党费》，《翻越夹金山》，是许许多多的油画和雕塑……那曾是一种美得圣洁的光，在星空照耀。后来，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曾是另一个阵营中的人，是被红军们击溃并斥之为万恶的反动派营垒中的人之后，那美得圣洁的光中又时时透出来一股肃杀之气。再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传单批斗会上的呼喊与控诉，让岳父这一代人一个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变成了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玩弄女人，抛弃发妻，为加薪晋级痛哭流涕者；变成与苏修勾结，向资本家献媚，欺压下属，脱离劳动人民者；变成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反对伟大 领 袖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后来，又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他们又成了革命老干部。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无法抹去。细节总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败分子……颠来倒去之后，“红军”以及其他一些神圣的字眼不再是符号，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了。
他们一批一批地离世。像深秋的梧桐叶，一阵一阵地被风刮落。
而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呢－－严格地说，他们在眼下已不能说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块几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来－－尽管那土地可能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 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 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 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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