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犬_第一部 威尔特郡

第一部 威尔特郡

琼·崔曼的床头柜上有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这张照片放在那里，令琼回忆起年轻美貌时的自己，同时也提醒着她的访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脸庞，不像她丈夫的那样，没人能看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张快照摄于1946年，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一两天里，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国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摄的。这对夫妇挽着胳膊，就在离大英博物馆入口不远的栏杆旁边。或许这是他们的午饭休息时间，因为他们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发几天前，他们才最终获准离职休假。他们斜倚着靠紧对方，看样子都格外惦记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他们对着相机露出笑脸，透出发自内心的欢悦。你不可能认错伯纳德。他的样貌一直没变，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脚都非常粗壮，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却仍显得和蔼友善，还有那头仿军人样式的发型，使他那对茶壶柄状的耳朵显得更加滑稽有趣。四十三年的光阴只给他留下了可以预见的岁月痕迹，而且这些变化都只发生在边缘地带——头发稀疏了点，眉毛更浓了，皮肤也更粗糙了些——然而，这个令人惊讶的怪老头，从1946年到1989年（这一年他拜托我带他去柏林），在本质上始终还是同一个伯纳德，那个手脚笨拙、容光满面的大个子男人。

然而，琼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离了预定的发展轨道，而且，当有人进入她的私密房间时，也几乎不可能从这帧快照里预见到她这张绽出满面慈祥、笑容欢迎的老脸。照片里，二十五岁女子那美丽的圆脸蛋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她趋于散开的烫发依然太紧，显得太拘谨，一点也不适合她。春日的阳光照耀在她业已松散的发丝上。她上身穿一件带高垫肩的短夹克衫，下面搭一条很相配的百褶裙——这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战后的“新貌”服饰风格。她穿的白衬衫带有V字形的宽松领口，领口朝下越来越窄，一直大胆地延伸到她的乳沟。衬衫衣领翻在夹克衫外边，这让她看上去清新活泼，带着战时招贴画里的姑娘们那种英国玫瑰般娇艳新鲜的气质。从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中的一员。她用一只胳膊把手提包拢向自己，另一只胳膊挽着丈夫。她依偎着他，头还没到他的肩膀高。

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我们在朗格多克☾1☽的家中的厨房里。我经常独自一人端详它。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琼的女儿，怀疑我本性难移，对我迷上了她的双亲感到生气。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他们，而且她感到我的兴趣会将她拉回到父母身边，这一点没错。我把脸靠近照片，试图瞻望未来的生活、未来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现后所产生的忠贞决意。欢乐的微笑让她光滑的额头泛起了一道细小的皱纹，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这道皱纹后来成了琼那张老脸上最明显的特征：从鼻梁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额头分成了两半。或许我只是在想象这微笑背后被隐藏在下巴褶皱里的艰辛，一种坚定的态度，观念的执着，一份对未来所抱有的科学的乐观。就在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早上，琼和伯纳德刚刚到位于格拉顿大街的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在那里签了字，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即将离开工作岗位，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忠诚心已经发生动摇。如今，党内对这场战争的定性依然没有统一结论——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义、为自由解放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侵略战争？——这种动摇让许多党员产生了怀疑，一些人还退出了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琼和伯纳德毅然加入了进去。除了希望建立一个理智、公正、没有战争和阶级压迫的世界之外，他们还觉得，作为党员他们就可以与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他们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峡，奔赴混乱的北欧，虽然有人劝他们不要贸然前往，但他们仍执意要去尝试他们新的自由，无论那自由是指个人的还是地域上的。从加莱出发，他们将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那里的世界崭新而和平，法西斯主义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资本主义末日危机的明证，温和的革命即将开始，更何况他们年轻，新婚，而且相爱。

虽然颇为苦闷，伯纳德仍保留着党籍，直到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他才觉得自己已经把退党的事拖得太久了。这种变心反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逻辑，代表了一段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灭的历史。而琼的党龄只有几个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经历的那次奠定本回忆录标题的遭遇为止。那次遭遇给她带来了剧变，令她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转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证明。一张圆脸蛋怎么会拉得如此之长？或许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时额头上现出的小小皱纹深深扎根，长成了一棵大树，一直延伸到她的发际线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怪事。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她住在疗养院里的时候，她的脸和奥登☾2☽老年时的面孔很像。或许，多年来地中海的阳光使她的面孔粗糙变形，长期的隐居与思索令她的皮肤扩张，然后又重叠堆到了一起。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脸部而拉长，然后仿佛又改变了主意，试图折回去，以弧线形式朝外生长。在她休息的时候，她的脸如斧凿一般轮廓鲜明，表情抑郁阴沉，仿佛是一个雕像，一张萨满教巫师为抵御恶灵而雕刻的面具。

在这最后一点上，可能确实存在某种朴素的真理。或许，她的脸不断拉长，是为了与她的信念保持一致：自己曾与一种象征性的邪恶直面相遇，并被这种邪恶力量所考验。“不，你这傻瓜。才不是象征呢！”我听见她在纠正我。“那可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喔。你不知道吗，我差点没命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记忆中，1987年的春、夏天里，我每次（只有寥寥数次）去疗养院探访琼，都凑巧撞上了风雨大作的日子。或许，只有一次天气才很糟糕，但就这么一次，让我把其他几次来时的好天气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每次我到达后，都要从位于老马厩旁、离大门老远的停车场里跑进这座维多利亚中期风格的乡村房舍。风雨飘摇，七叶树也随之摇曳，发出巨大的声响；没有修剪的草丛平贴在地面上，银白的背面朝向天空。我把夹克衫拉到了头上，感到又潮湿又闷热，心里为这又一个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愤愤然。我在门廊下停下喘口气，等待呼吸和情绪都平稳下来。难道仅仅是因为这场雨的缘故吗？我是很高兴看到琼的，但这个地方却令我感到沮丧。慵懒深深渗入我的骨髓。门廊四面嵌着橡木色调的镶板，让人感觉压抑；地毯上旋动的图案中相间的红色与土黄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畅。一道道封闭的安全防火门使屋内的空气长期得不到流通，从而弥散着一股体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陈旧气息。缺氧使我打起哈欠来。我还有精力去拜访她吗？我可以轻松地走过无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里溜达，直到我找到一间铺好床的空房间。我会飞快地将需要填写的表格填好。正式的入住手续过会儿再办，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着橡胶轮胎的手推车进来叫醒我，提醒我吃送来的晚餐。然后我再吃片镇静药，接着打个盹。一年一年的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

想到这里，一阵轻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现实之中，让我想起了自己今天来的目的。我穿过门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着旅店门铃。没有动静。这老古董也只是个摆设。疗养院里预想的就是这种隐居乡间的氛围，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预期的床位和早餐。在这里，“吧台”就是餐室内一张带锁的橱柜，每天早上七点钟打开，一个小时后就关上。在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虽然没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认事实，但实际上，这里就是一家营利性的疗养院，专门收容那些濒危病人。

保险单上的附属细则所带来的麻烦，以及保险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琼无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乐护理医院。几年前，围绕她返回英国生活的每一桩安排都很棘手，令人丧气。我们历经曲折，中途好几次推翻了前任医师的诊断结果，最终才确定她是患了一种相对十分罕见的白血病，一种不治之症；为此伯纳德沮丧万分；我们把她的物品财产从法国运过来，还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财政、资产和住宿问题都要解决；我们还和那家保险公司打了场官司，后来不得不放弃；出售琼在伦敦的公寓时我们遇上了一连串麻烦；一个糊涂的老家伙说他能让琼在他的妙手下恢复健康，于是我们驾车朝北长途跋涉去找他治疗，结果在琼的恶语侮辱之下，这同一双妙手差点扇在她的脸上。我婚后的第一年实在是阴影重重。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们，还有伯纳德和琼的朋友们，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紧张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还误以为卓有效率。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大后，我们——至少是对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归正常。

接待员走出来并拿出访客登记簿让我填好。五年过去了，琼依然在世。她本来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3☽上的公寓里。她本应该留在法国的。就像伯纳德所说，她走向死亡的时间就和我们所花的一样多。但是公寓已经卖掉了，所有安排都已就绪，我们可敬的种种努力，将她自己营造的生活空间全部都封死了。她选择呆在疗养院里，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以及像她一样濒死的病人们一起，在墙面平整、既无装饰画也无图书的娱乐室里看杂志，或看电视问答节目和肥皂剧来聊以自慰。我们愚蠢的安排只不过是逃避的借口。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没有人，除了琼以外。从法国回来后，在找到这家疗养院之前，她和伯纳德住在一起，撰写她想要完成的那部书稿。毫无疑问，她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实践着她在自己那本畅销小册子——《十大冥思》中所描述的冥思方法。她很乐意让我们对她的作品的实用性展开评论。她的身心衰竭比医生预料的要慢得多，这个时候，她也同样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切斯特纳·里奇疗养院，并把选择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她一点也不想出来，不想回到尘世中。她只想和一群看电视的人关在一座房子里，并声称这种生活简单而有益，很适合她，甚至让她很开心。不仅如此，这也是她的宿命。

不管伯纳德怎么说，现在已经是1987年了，琼正日渐衰弱下去。这一年里，她白天花在睡眠上的时间比以往多得多。尽管她总是用其他办法加以掩饰，装作一直投身于书稿编纂之中，但实际上她留下的仅仅是她的笔记，而且少得可怜。她不再漫游于林中的无人小径，前往离疗养院最近的小村庄。她已经六十七岁了。在四十岁时，我自己才刚刚开始认识到，对待今后人生的不同阶段要有所区别。以前有一阵子，我曾认为，人在年近古稀之时染疾赴死并不是悲剧，没什么好稀奇的，没必要挣扎抱怨。你老了，然后死去。现在，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每一阶段——四十岁、六十岁、八十岁——你都在顽强坚持，直到被死亡击败，而六十七岁时本还离这场命运游戏的结局远着呢。琼还有事情要做。她看上去气色一向还不错，这位法国南部来的老妪，头顶草帽下是一张如复活节岛石像般瘦长的面庞，走起路来气定神闲，不慌不忙。每天下午她都要按照院里的作息时间睡上一阵，然后在傍晚早些时候去游赏花园。

那张带有旋纹图案、令人心烦的地毯向门廊外延伸，从带有铁丝网的玻璃防火门下穿过，铺满了走廊的每一寸地面。当我踏在这地毯上时，我意识到自己对她濒死这一事实感到无比怨恨。我不想让她死，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她是我的继母，由于对詹妮的爱、婚姻的习俗和个人的命运，我们才得以相见，尽管这份取代已经迟到了三十二年。

两年多来，我偶尔来探望她，独自一人。对詹妮和她的母亲来说，即使在床边聊上二十分钟，也说不完她们之间要说的话。慢慢地（事后想来应该说是太过于迟缓了），从我和琼的闲聊中，我萌生了为其编写一部回忆录的想法。这个念头让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感到尴尬。詹妮的一个弟弟试图劝阻我。大家怀疑我会让那些早已遗忘的争吵重新浮出水面，会对目前这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艰难和平造成威胁。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父母之间的迥异，诸如此类已熟悉到令人生厌的话题，居然还会有什么吸引力。他们本来用不着担心的。生活无常，事实证明，只有在我们最后的两次谈话中，我才让琼有条有理地聊起往事，而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对我的记录应该采用什么真实的主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我随身带给她的购物袋里，除了装有从索霍区☾4☽市场上买来的新鲜荔枝、万宝龙☾5☽黑墨水、包斯威尔《伦敦日记》（1762—1763年卷）☾6☽、巴西咖啡和半打昂贵的巧克力以外，还有我的笔记本。她不让我用录音机。我猜想这是因为，在对她那又爱又气的伯纳德言辞粗鲁时，她大可随心所欲，不必有任何顾虑。当伯纳德知道我去探望琼以后，他总是会来个电话：“亲爱的孩子，她心境如何？”他的意思是指，他想知道她是否谈起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对我而言，我很高兴省却了书房中大堆的盒式磁带，里面满是琼偶尔说出的轻率言语，成为泄密的证据。例如，在写回忆录这个想法定型之前，她有一次曾使我深感震惊：她忽然间压低声音，向我透露伯纳德的“阴茎尺寸很小”，仿佛这是解释他身上所有缺点的关键所在。我不倾向于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她的话。她那天正好对他很生气，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她这辈子只见过他的那玩意儿。让我震惊的是她的措词，她是在暗示：正是由于她丈夫骨子里的那种固执，才妨碍了他从哲麦街经常光顾的店铺里定制更宽松合体的衣服。在笔记本里，这个评价可以用速记写下来，不被人破译。要是录进磁带里，就会成为背叛的明显证据，我就不得不把它锁进柜子里了。

仿佛是为了特意与被她称作“病友”的其他人隔离开来，她的房间位于走廊的尽头。走近房门时，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每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找到她，在这些一模一样的胶合板房门后找到她，我总是感到有点难以置信。她属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在薰衣草和她装着财产的箱子中间，在荒野的边缘。我用手指甲轻轻地叩了叩房门。她不想让我以为她正在打盹。她更喜欢让人看到她在看书或写东西。我又敲了一次，这次敲得重了一些。我听见一阵噏动，一声低语，一下床弹簧变形的吱呀声。第三次敲门时，先是一阵寂静，里面响起一阵清嗓子的咳嗽声，接着又是一阵沉寂，然后琼才在里面唤我进去。我进去的时候，她正使劲坐直身体。她呆呆地瞪着我，没有认出我来，头发乱得一团糟。刚才她一直在沉睡之中，而她的病又使她容易醒过来。我想我应该再给她一些时间镇静恢复过来，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接下来我慢慢地靠近她，放下我的包。就在这几秒钟里，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又是怎么进入这间白墙小屋里的呢？只有在她想起了这一切后，她才能开始记起我是谁。窗外，一棵七叶树舞动着枝干，仿佛急切地想给她些提示。或许，它只是让她更加糊涂了而已，因为今天她花了更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几本书和几页白纸杂乱地摊在床上，她无力地整理着它们，拖延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