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_汉 东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汉

东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生产的发展　南方经济水平的提高

汉光武帝刘秀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公元38）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汉法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饥乱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汉“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体现了农民战争对奴隶制残余的扫荡，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东汉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一开国就很严重。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者本来是大地主集团，此时更是凭借政权，进一步搜括土地，占夺人口，都城洛阳地区和光武帝家乡南阳地区特别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更新，农民处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农业和手工业得以向前发展。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䦆、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蜀郡发展了蚕桑业。长沙、桂阳、庐江等郡，蚕桑业也在逐步推广。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六十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高青）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把滨渠下田赋予贫人，不让豪右独占。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汝南太守邓晨修复了鸿郤陂（在今河南汝南、息县间），以后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曾发现一处东汉时的以夹草泥土修筑闸坝的水利工程遗存。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今浙江嘉兴鉴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广东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中国已出现了水碓，据说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九章算术·衰分》命题，一亩产粟二斛，当符合东汉初年实情。《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二三斛之间。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谈及当时的农田亩产量和租率时说：“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所谓亩产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亩产三石合每市亩产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产量就更高：“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史籍所记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初年，各地原有铁官多未恢复，不少人私自冶铁铸器。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的耒阳出铁，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章请求于耒阳置铁官，罢斥私铸，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万钱。章帝时曾拟全面恢复筦盐铁旧制，没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罢盐铁之禁。从此各地私铸日盛。东汉铁器出土地点远比西汉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贾公开制造兵器，质量比官器要好。据桓帝时崔寔为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太守所见，武勇的边民都用私家制造的兵器，而不肯用官器。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发现。这种种情况说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发达。广汉、蜀郡、会稽以及犍为属国的朱提县堂狼山（在今云南昭通）等地，都有兴盛的铜器制作业。广汉、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规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铜器，数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铜洗，会稽的铜镜，历代出土都很多。铜镜远销国外，日本、朝鲜多所发现。此外蜀郡、广汉的漆器生产也有发展，出土漆器数量很多，也远销国外。北方各地品种繁多的精美丝织品，其质量在西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东汉末年，成都织锦开始发达起来。此外，出土东汉画像砖表明，巴蜀地区人民此时已经利用火井煮盐。

东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劳动。此前，在秦始皇陵侧，汉景帝阳陵附近，分别有秦和西汉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东汉相比。洛阳城南的东汉刑徒墓，在已发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躯体上下有砖，刻有狱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内容。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可以想见他们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东汉时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业仍然发达。首都洛阳在今洛阳市东，东西约汉六余里，南北约汉九余里，与今实测城周长一万三千零六十米之数相近。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东汉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豪强富室操纵了大商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货物积贮，满于都城。他们还大放高利贷，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这个时期，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卷进了商品流通范围。官僚贵戚凭借权势，不仅大规模地从事内地贸易，还从事西域贸易和国外贸易。窦宪曾寄人钱八十万，从西域购买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运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和毾㲪。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开始，东汉重铸五铢钱，其时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铸币能力却不够。货币数量既不能满足需要，质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场比较混乱。整个东汉时期，缣帛和谷物都具有货币职能，在流通中起辅助作用。

东汉经济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这在上述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和火井煮盐等方面都有表现。与此同时，北方人口显著减少，而南方人口却大量增加。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约略比较，扬州人口概数从三百二十一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四万，荆州从三百七十四万增加到六百二十七万，益州从四百五十五万增加到七百二十四万。其中荆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长沙郡四倍多，桂阳郡三倍多。南方户口增加，除了本地滋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为东汉的编户。今云南地区当时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是东汉时“徼外蛮夷内附”的直接结果。丹阳、豫章、长沙、零陵、桂阳等郡人口增长，自然与越人、蛮人成为东汉编户有关。桓帝时抗徐试守宣城长，把深林远薮中“椎髻鸟语”之人大量移徙县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长，也是南方各民族社会进步和封建经济领域在南方逐渐扩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