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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六年

一月七日

回到拉罗克。

多么危险!同时做这么多事儿多危险!我完全驰心旁骛了。

奥尔嘉要长见识,由Em陪着去卢浮宫,她在伟大的作品前驻足,面对米罗的《维纳斯》像说:“真遗憾,她的胳臂没有啦!”看到《索罗克托洛斯的阿波罗》,她说尤其欣赏那只蜥蜴。

一月十日

头疲惫不堪。惟有写作,我才能得到休息,不问收获的耕耘,游戏……我远没有如此。在我的头脑里,每种念头都摆一副忧思的样子;我变为这样的丑东西: 一个忙碌的男人。

昨天犯傻,错过了居雷尔新剧的总排练,科波白白给我们留了两个座位。

我们高声念完德·埃皮奈夫人的《回忆录》。没有格里姆,这本书会更好看些。时而碰见一些吸引人的段落,我抄录了好几段。最精彩的还是第一本的头半部分。

我们试着阅读《德图什骑士》,可是看到二十页,书就从我手中掉下去了。我想小声继续读。培育我的仇恨还是爱,我觉得都同样有裨益。这个人写的东西,从头至尾只有修辞和夸夸其谈。

我们花两个晚上读了《德·蒙邦西埃王妃》。我太累了,不做任何评论。奇怪的时代,好文字与礼貌相混淆。风俗习惯主宰人的头脑。

一月十一日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我认不得自己的思想,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年龄。

我们去欧尔奈山谷(同施伦贝格夫妇一道),要到克鲁家为我们欧特伊的花园选择一株崖柏。

昨天,科波在冯·赖塞尔贝格夫妇的包厢里,看了《丹达吉勒之死》的演出。(我没有去观看。)科波直掉泪,他说:“这成了我的病态,一去看戏就止不住流泪。”特奥夫人问他对这场演出的看法,他以结果会糟糕的口气回答:“大家过分关心小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这也正是这个剧本的缺点。”

一月十五日

昨天夜晚怕睡不着觉,上床之前我出门了。吸引我的不再是大马路,而是奥德翁剧院周围——在大马路总遭遇人打扰。我正要离开拉斯帕伊大街,逃向巴黎另一端,却发现拉丁区。

在法兰西学院后身,沿圣路易中学有一条模糊的、形状不规整的街道,几乎没有照明,路边的栅栏有些地方也残缺了;我跟随的那个孩子,就是钻进这条街里。无论他的微笑,还是我的好奇心,都未能促使我决定再跟随他。

风格: 既不那么深谋远虑,也不那么谨小慎微;小心谨慎的;无限谨慎的人。

艺术,虽然尽善尽美地解释,也还是保留出人意料的东西。

又下了三天雨。我的头累得很,意志不安,个性也模糊不清。各种各样的杂务,使得任何真正的写作都不可能,而惟独真正的写作,才会给我休息。我不敢重新拾起我的小说,只怕大大削弱了我的激情和热忱。我重又开始练琴,出于心理卫生,但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我写的东西变丑了。觉睡不安稳,时常颤抖和惊跳,如同猎物的睡眠。

星期五,在夏尔姆瓦家中,奇特的晚会。工作室里摆满了巨大的雕像,二十来支巧妙安放的蜡烛,映照成奇幻的情景: 蜡烛东一支西一支,有的放在转台角,有的放在天使的斗篷的褶皱中,而这些巨大的天使则擎着贝多芬像——在由一个小铁炉子供暖的这间工作室里,约泽夫妇和我,我们等待德·布罗伊王妃和巴尔奈小姐

约摸十点钟,王妃的小轿车的声响传来,不大工夫就出现在夜色弥漫的门洞里。王妃穿着白鼬皮大衣,随意脱下,由夏尔姆瓦双手接住。一件半短黑丝绒衣裙,露出一大片珠光色肌肤;墨黑色的带子吊住胸衣。她的面孔娇小,一脸倦色;近乎处女的发型也难显得年轻了。不过,脸上没有皱纹,但也的确疲惫不堪。

她一进来,便通过眼镜打量我。她那副眼镜镶着金柄,而金柄上的链子的一端,则固定在一只精致的红宝石手镯上。

她着意诱惑人是明目张胆的。

在草垫椅子靠背上搭了一张皮子,她坐着觉得“不大舒服”;地上放了一只汤壶,好暖和她那双还裹着披巾的纤足。巴尔奈小姐在她身后,躲在富有说服力的沉默中,任由另一个大肆张扬。

1月18日,纪德动身去维也纳,观看他的剧作《康多尔王》译成德文的演出。他乘火车回国时,描绘摩泽尔河的景色。

我喜爱这种景色: 大地的浸染穿越草地,呈现深浅不同的赭石色调。一条河均匀的流水,宛若一趟列车。靠上游一点,离我们稍远处,有一条运河,水面漂浮着一只拉纤的船。过了运河,地势渐高;冬季的休耕地光秃秃的;一片裸露的岩石;再往远看便是乌云低垂的天空。运河两岸排列着树木。低洼的草地被半融化的冰雪和河水淹没,只见灯心草丛之间,一片片难以确指的白色,那正是天空苍白的映像。

库沃维尔,二月三日

《使团报》上刊登极有趣的塔希堤岛通讯,为此我又操起达尔文的《日记》,又给Em念了他在大洋岛屿逗留的精彩记述。

我一个人还继续阅读。

我如饥似渴,好久没有这样健康地阅读了。阅读中,每一种新思想呈现在我面前,立刻深入心中而同化了,就仿佛我已在等待,给它安排好了位置。

记得童年时期的一些读物,那么快意地沁人心脾,我就觉得语句是物质的东西。今天晚上,我重又产生这种美妙的感觉……

我在花园一直呆到五点钟,同马里于斯顶着大风给我的玫瑰修枝,回屋全身都冻僵了,但是还陶醉在自然中。这灰白色和青石板色的天空,在棕红色的山丘和叶子尽脱的林荫路树木上面,该有多美啊!

在暖房中,一株粗节的鸢尾,给我开了一朵娇嫩的、绿色发黑的花。在花园里,几乎所有铁筷子属植物都开花了。

德国的凄风苦雨还在继续。我全力抵制,然而,这还是给我的心造成一种卑劣的伤害。

我要让那些充满仇恨的谩骂自生自灭;如果回答的话,也只想讲讲这一小点,这便是狂吠的人民不理解的集中之点:

“安·纪先生肯定不知道黑贝尔的剧本;我们很愿意相信。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写这个剧本,或者写法不同。”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月九日

我看完《两个新嫁娘的回忆》。这本书含混不清,拖泥带水;不过,整本书却有一部杰作的轮廓。压榨题材的奇特手法。巴尔扎克……他有这种天才,能将其所有线索突然打个结;例如这本书的头一句话,也只有高智商的一个头脑才能想得出来。

不善于批评的天才。(请看《夏娃的女儿》的序言;判断欧洲各国的小说。)

二月十三日

冯·赖塞尔贝格夫妇、若望·施伦贝格夫妇、盖翁和我,我们出了斯科拉音乐学校(《奥尔菲奥》演得很一般),到丁香园咖啡厅停了片刻,瞧见靠里的一张桌子,《诗与散文》杂志的几个余孽,正围着保尔·福尔夫妇,有布雷阿尔和几个陌生者。大家握过手。布雷阿尔开始大大恭维我本人:“我感谢您,纪德……感谢您让我们读到《诗与散文》上的美丽篇章!”一个恭维者的嘴脸,比什么都愚蠢。应当避开。由于他执意向我举例:“我不知道用我的语句,如何安置这巨大的蟾蜍……”我突然接口说道:“不过我非常高兴,它安置到了您的口中。”这话我是脱口而出的。

三天来,我怀着汪达尔人那样一股劲头,给我的书籍打包。随着书橱逐渐空出来,我感到我的脑海也通畅了。我同时体会到一种掠夺的陶醉,以及将书排在筐里时,要准确、细致、巧妙排列的陶醉。

三月一日

终于,我重又面对作品,什么也不能把我和作品分开了。昨天和今天上午,将我的信件复写一份。又开始练钢琴。收到稿纸。收到《阿曼塔斯》的样书。

三月三日

我的时间还没有全派上用场。空闲的时刻太多,我面对着有点眼晕。要设置标志点。今天晚上,我给保尔念雨果的《维尔曼》。

六月六日

昨天晚上,去给科波念我的《窄门》已写出的部分。我是在他家吃的晚饭;下午,我到小乔治画廊,给科波送去我的《阿曼塔斯》,然后去游泳池,再去《隐修》杂志社。天气好极了,我也百体通泰。

晚饭后,先是科波给他妻子念了几段《阿曼塔斯》;继而,我从他手中拿过书,又念笛子那段,德罗,等等。

科波太太告便了,我就从袋子里取出手稿。开头念得效果还可以,接着便陷入一片无聊的沼泽。印象实在可悲;也许主要不是给科波的,而是给我本人的印象;况且,整个内容,差不多他已经了解了。我甚至责怪自己这样不争气,在取得更大的进展之前,就来求助于他。还得做多少工作!整个儿必须焕然一新。这个晚上极好的收益。科波是个好大夫,丝毫也不残忍,甚至过分宽容,却能加强我对他的印象。当然,我对他深为了解,没有穿戴整齐一点就来见他,也不会感到十分惭愧。

今天下午干的蠢事,就是去看布朗什。对他所感到的愤慨,真让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回来之后无法工作,甚至练不了琴。不得不出门换换空气。我的思绪没有一个不起而抗争。

精于搅坏别人的幸福,——又决无恶意,仅仅是不理解任何别种形式的幸福,只认他的福运允许他享受的幸福——而他自己又没有能力追求。可以想见,他所寻求的幸福,主要体现在用物的方便上,而不是自由地支配自己;他是个依赖性特别强的人。他特别容易可怜别人的幸福。他说道,或者分明说道:“噢!上帝啊!有这个,您怎么就能算幸福啦?换了我,我就……”他不是怜悯,而是劝告。

星期二早晨

我从出色的《普桑传》(保尔·德雅尔丹所作)中,汲取一种平静的健康。——几天来,保尔和我,我们六点钟就起床(他七点半去工厂上班);巴赫取代了肖邦,帕斯卡尔取代了蒙田。我的《阿曼塔斯》差不多寄来三次。我的小说在我的头脑里慢慢修改,不再着重非常巧妙地表达感情,而要积累细节从而“塑造”性格。

我原以为了解帕斯卡尔,可是每天,我都从中发现新东西。

Em昨天从库沃维尔返回。十一时,我去圣拉扎尔火车站接她,再乘环城火车,午夜到达这里。

镶镜子的大衣柜钥匙怎么也找不见了。Em肯定放到她带的篮子里,在四打鸡蛋上面。鸡蛋一路晃动,而钥匙要重些,自然滑到篮子底下了。我们怕碰破鸡蛋,就小心翼翼地摸索,还掏出手套、短面纱、剪刀、手帕,谁知还有什么?还有十盒火柴!就是不见钥匙。于是决定将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每个鸡蛋都包了纸,去掉一层纸,新鲜鸡蛋放在手中,非常干净,呈现无光泽的乳白色。鸡蛋放进欧仁·鲁瓦尔的带格的盘子里,与鲜亮的蓝色、绿色的盘子构成一幅美妙的静物画。现在是凌晨一点钟,篮子空了,盘子满了,我们欣赏静物图。然而钥匙,却始终不见影儿。

我对保尔采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让他给我出主意,教我工作的好方法。为此他只能亲自干一干。这样,我们两个一到六点就起床。同他在一起,我就承认先处理杂务的生活方式糟糕透了。这种生活方式,借口等脑子完全清净了,再真正工作,于是写迟复的信,看报,整理东西。其实,必须先从真正的工作干起。必须单刀直入,毫不犹豫,立刻动手,将清晨最大的、最饱满的精力投到工作上。

今天早晨,收到克洛岱尔出色的信。也收到莫克莱尔又好又感人的信。我要马上回复。

星期五

保尔——一个没有品德的人。那就必须有更多的天赋。

星期日,十八日

我缓慢地,尽可能缓慢地,看完保尔·德雅尔丹写普桑的这本有益的书,摘录不少段落。我让人捎来他的书: 《古典作家的方法》,这是莫里斯·德尼向我推荐的(星期一他同我们共进了午餐)。——但愿莫里斯·德尼更难于自我满足。然而稍微有点担心,就是怕会大大损害他的身体。

他谈到亨利·马蒂斯,说马蒂斯拿他的画给罗丹看,离开大师的雕塑室时火冒三丈,因为罗丹可能对他这样说:“一笔一笔慢慢画,一笔一笔慢慢画。这幅等您慢慢画了半个月后,您再拿来给我看。”

星期二

库塔尔来用午餐。稍显臃肿,活似“美国归来”人。我不会协助保尔摆脱他。事情顺其自然。如果我暗中操纵,那么保尔一些发自虚荣心的举动,对我就会丧失几分趣味。

用罢午餐,我就赶到莫奈画展,又同盖翁会合。我们一道去新公司看科波。

(罗丹令人称奇的半身像。)在“独立艺术之家”,我们穿过人群,又看见加尼埃、穆雷、盖兰、鲁瓦尔;还有雷特,他已经完全醉了,滚在一个扶着他的年轻人的怀抱里,他从大厅的另一端高声叫我的名字,还说:“我有点儿醉了。”接着冲您的鼻子打酒嗝。魏尔伦醉了,非常了不起。雷特醉了,就越发显得微不足道;简直令人厌恶;我们未予理睬。

满目所见,尽是庸俗。陷入这样愚昧的乌合之众里,又怎么倾听呢?怎么能老老实实地关注呢?——在门口兜售的沃克塞勒的文章愚不可及。

三月二十日

同卡西米尔和他母亲一起,在布朗东太太家用午餐。听小伙子以“你”称呼我,颇为尴尬。布朗东太太十分出色。不过,同她在一起,就得把自尊心放进兜里。我的书为什么要赠送给她呢?我自己也真的说不清。也许出于“殷勤”吧。这种“殷勤”,也得改一改了。

今天不能不去卢浮宫。这种需要,已经克制了一周。我怪自己,因为乍一看普桑的画觉得黯淡无光。只是在展厅转了一圈之后,重又观赏,这些画才明亮起来。我很欣赏这种朴拙、笨重。没有运用任何技巧,没有施展任何才华;也许任何艺术家的头脑,都未能这样高屋建瓴地控制这种手艺。

三月二十一日

在《雷蒙·德·色朋德的辩护书》中,我耐心地往前走。

毫无疑问,神话的隐秘的目的,就是阻止科学发展。

表现的是穷苦的犹太人、没有品德的新教徒、无价值。

三月二十四日

我决不允许什么危害我;恰恰相反,我要让一切为我所用。我的意思是,将一切转化为有益。

三月二十五日

保尔的脑子里面——清亮,回声大而冰冷——宛若没安家具、没生火的一个房间……

今天上午,在我的笔和我的头脑之间,没有一点头晕的隔阂。

三月二十八日

小保尔住在这里,我所能学到的,现在差不多全学到了。他在我身边呆得太久,只怕我又成为基督徒。我感觉太明显了,《福音》的某些格言身体力行,对他何其有用,而我也忍不住深深地痛恨,眼看他毫无美感地挥霍多少代人艰苦奋斗,为他积累的一笔精神遗产。(这句话似乎出自克拉尔蒂的一篇文章;真的,我一旦开始追求写得“优美”,也就完蛋了。)

他自命不凡到了极点,成了病态,类似长了一个肿瘤,应该治一治了,不过,也许没有多大希望治愈。也许他生来就是这种本性,把虚荣心的乐趣看得最重。他感到烦恼。

他声称现在好多了;我倒是担心他真以为如此。其实不然,他本人不会上当,相信这种表象。的确,他安静地工作一两小时之后,又重现这种清亮的脸色,而我有时则以为永远丧失了……再过一小时,他的面颊重又烧红,成为可憎的砖红色,眼神滞重,眼睑合上……那么,他同随便一个花天酒地而碌碌无为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和他们交往密切;其实,那便是他的社交圈;甚至他的自命不凡,也使他接近那帮人,在那里,也仅仅在那里,他残存的证券还能流通。

三月二十九日

重读我从前写给Em的信,全是我从库沃维尔带来的。我要为我的小说寻找营养,然而徒劳。不过,我也能赤裸裸地看到我思想的所有缺陷。没有一个不令我恼火。

三月三十日

保尔——他也有优点;从前他有自己的品德,那时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我都喜欢。

在不知道使之成熟的人身上的天赋,我何必在乎呢?

我不无兴趣地观看,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缓慢的变化。

早晨一开始工作就十分惬意,我的所有营生都这样要求,无论练琴,学习死语言,阅读,写信,还是在这本子上写日记,因此工作往往破碎,我也不讲方法,将一天分割成极为宝贵的瞬间。

四月三日

埃雷迪亚的藏书和维尔哈伦的部分藏书,拍卖一周。头一天我去前一个拍卖会,次日去后一个拍卖会。在两次购书之间,我患了严重感冒,未能出门。

在售书厅,我和波兹、阿诺托竞拍几本书。(我要在另一册日记本详细记下我购的书。)大部分书籍都大大高于原来的价钱。大家被裹进来,追逐半渴望或根本不想要的书籍。

我打算购得德博尔德·瓦尔莫尔的一本诗集;希望赠给玛丽·德·雷尼埃。我还记得有一天,她同我单独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向我背诵了《萨阿迪的玫瑰》。

感冒把我拖在家中。

四月五日

去欧特伊耽误两小时,只为十分钟的掺假的激动。我还不习惯于这样平庸的乐趣。我情绪低落的主要缘由,就是在草地上四处游荡,没有碰见一个我渴望与之交谈或睡觉的人。

四月七日

保尔动身去南方之前(他同皮埃尔-埃斯皮纳开车旅行三天),我又同他谈一次话,心里倒盼望他用几句话就解除我的武装,让我感到我还不由自主对他保留的全部温情。

我已经说过,他是(尤其对我而言)拍马屁的行家。我来解释: 面对他,我产生的所有崇高感情,总是感谢我自己。对,每次保尔都让我扮演最漂亮的角色。不过糟糕的是,这种戏没有多大意思。

四月八日

昨天晚饭后,盖翁又来拉我出去。我陪他逛大马路,直到凌晨两点钟才回欧特伊。今天起床感觉有点累,可是头脑却很清晰、敏捷,也十分快意地活跃。

看完圣勃夫论格里姆的平淡无奇的文章,关于巴雷斯写了几句,然后带着蒙田的著作和福楼拜给他侄女的信,从树林的门出去了。我见到空椅子就坐下来,写了这几行文字。天清气朗,呼吸十分畅快。

碧蓝的天空已经持续三天。空气还偏于凉爽。我勤奋地享受每个事物。

昨天去看望雅克·布朗什。“天气多好!”我一进屋,就禁不住说道。而他立刻接口道:“噢!您怎么能讲这种话?天气恶劣极了。您所说的‘好天儿’,是惟一我不能容忍的天气。”这种话就像亵渎神灵,令我气愤填膺。我只能挑下雨天去看望布朗什。

他喜欢同他在一起的、他周围的一切都郁闷不乐。

雷蒙·博奈尔出色的信,是回复我在卡里埃尔去世之际给他写的信。在附言中这句令人不安的话:“我收到弗朗西斯·雅姆的一封信,它将成为我一生的悲哀。”

在每次重大关头,雅姆身上都重又显露缺乏真正的仁慈。

尽管如此,昨天我收到他的两本诗集(《披树叶的教堂》和《花园的思想》),充满美妙的篇章。

四月九日

我又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几页作品……

我会喜爱多几分放松自然的法朗士,假如不是某些冒失者要把他说成一个大作家的话。于是便自问,怕自己不公正。我又操起《文学生活》,尤其《伊壁鸠鲁的花园》,他的思想在这里表述得最为直接了。我看到这句话,并为之鼓掌:

“一样东西尤其能赋予人的思想以魅力: 这就是不安的情绪。丝毫没有不安之感的一个头脑,就让我恼火,让我厌恶。”

我想到歌德的话:“颤抖(das schaudern)是人最好的部分。”唉!恰恰如此……我怎么专注也是徒劳……根本感觉不到法朗士的颤抖;我读法朗士也不颤抖。

他能言善辩、精明、优雅。他体现了婉转表达方式的胜利。可是,他始终缺乏不安的情绪,别人一眼就把他看透了。我不是特别相信,让大家一下就达到共识的人,作品能流传久远。我也非常怀疑,我们孙子辈的人,将来打开他的书,能比我们找出更多更好可读的东西。我知道就我而言,我从未感到他赶在我的思想之前。不管怎样,他也只是解释这思想。读者正是感谢他这一点。法朗士逢迎他们。每个读者都可以这样想:“这可真漂亮。归根结底,我也不是那么愚蠢: 这方面,我自己也想到了。”

他是好伴侣,也就是说,他总替别人着想。也许他不大看重他不能向他们展示的东西。而且,从他向我们展示的东西缩水来看,我也猜想他的经历并不很丰富。他完全体现在对话中,转述中。

前去拜访他的人,感激他将他们引进客厅,引进工作室;这些是处于同一层面的房间;房子的其他屋子不大重要。然而,我若是不猜疑就感到不舒服,猜疑隔壁房间发生罪案,另一个房间里在做爱。

四月十日

保尔·洛朗来用午餐,整个下午和我在一起,他又对我讲了阿贝尔这句令人伤心的话:“噢!青春的梦想,多么难于消逝啊!”

在布朗什的画室里,摆着他即将送去展览的作品。一位脱了衣裳的女子,坐在沙发床上。周围堆着华丽的布帛;角落里放着一个橙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靠她再近些,有一只绿毛绒的狼。华丽取代了肉欲。由于我面对这种景象默默无言,雅克-埃米尔就对我说:“唔!我清楚这些引不起公众多大兴趣。不过,真正的画家会喜欢。”

星期六,十四日

恰恰真正的画家最不喜欢这一套。

星期日,十五日

数量在增加……这类事情,我自己可以想,可以稍微说一点儿,但是绝对不能让别人讲。例如,《包法利夫人》的开头就写得很糟糕

复活节的星期二

昨日早晨九点一过,我就未能工作,连单独呆一会儿都不可能,一天下来精疲力竭。

今天上午,在我的工作过程中,贯穿一种惶恐不安的情绪: 上星期六夜晚,雅克·科波是怎么回家的?一到星期日,我就到小乔治画廊,打听那次返回的情况。科波不在,我给他留一张便条,急切地询问……后来,毫无音信。今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昨天同埃利·阿莱格雷的四个孩子一道出去,我感到多么由衷的高兴啊。我和多米带他们去动物驯化园。一路上,小若望和小不点儿安德烈,就紧靠在我身边。隔一会儿,就有一个突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我呼吸着他们的亲热,好似嗅着一股芳香。若望拉住我的右手,小安德烈拉住我的左手。——天气晴好。我们望见一个气球升空。

小若望。他那不安的神色,专注我每次掏钱(买火车票,付马车费,买门票,吃点心)。

若望的弟弟埃里克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想给雅娜转述,可是碰到若望不安的眼神,我就猛然打住了。毫无疑问,他从未听过父母提他们哪个讲的话(也多亏如此,这些孩子个个说话都那么自然动听),因而不可能相信,我是因为觉得有趣才举出这些话;他担心这些话讲得不合分寸。

已经是很棒的牧童了——“羊群的向导”——不考虑自己的快乐——心思总是用在拢住几个小弟弟,注意不让一个走开;如果不是同时见到他们所有人,他就要惊慌失措。

二十七日

我紧紧抓住工作,但为时时走神而苦恼,我不由自主,还是寻求消遣。

读了保尔·德雅尔丹那本出色的书,好久也没有再看到如此令我满意的文艺批评著作。

在他的《普桑》之后,我又读他的《高乃依》,一点儿也不急于看完。

重读《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给自己确定要战胜的困难,全是同一个档次的,他也总是用同样的公约数将困难除掉。

从昨天起,我们收养了一只小黑狗,它饿得半死,在大门外游荡了三天。它的毛已经擀毡了,因为睡在附近修建的房子里,浑身沾了厚厚的石灰。凌晨两点钟,Em让我下楼看看,是不是那只狗在叫,被我们关进地窖里了。我觉得它并不怎么聪明,但是性情温驯。

在我的浴缸里,我给可怜的小狗打肥皂,洗个澡,希望洗干净了,它的毛色就会增添几分光泽!现在,它越发像给盲人引路的一条狗了。而我呢,本打算弄一条“纯种”狗,这下子不能再换啦!——无所谓。还应当知道在这里,选择我的事件受欢迎的程度要超过我本人可能选择的事件。

五月二日

雅姆在天蓝色信笺上,给我写了一封本堂神甫式的信,提醒说大夫要说服普尔色尼亚相信他有病。也许我在天堂的门槛,但是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进了门。“看来你的情绪不安,”他说道,“好似水中的一个软木塞。”我不能痛痛快快地工作,就会感到心神不宁。

(我瞧着我给他写的信的草稿。

昨天下午约两点钟出门。去阿尔贝家。

是他妻子给我开的门,在通往画室的楼梯下边就喊道:“孩子他爸,安德烈来了。”接着,她同我一起上去,坐下来参与我们的谈话,却妨碍我们无法交心,她一守就是两小时,片刻也不离开。每次我去看望阿尔贝,全是这样的情景。有她没她,差不多也全是那些话题……然而谈话的方式却不同。

我感觉出来,阿尔贝也受够了。不知他找了什么借口,胆战心惊地送我到门厅,继而到楼道,探过身对我嗫嚅道:“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我看见流下两大滴老人的眼泪,他赶紧擦掉。

他们夫妇二人来欧特伊时,有Em陪他太太,我就能同他单独呆较长时间。在这种时候,他就又向我重复他父亲遗嘱结尾的那句伤心话:“我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千万不要有远大抱负。”阿尔贝还以阴沉的语调补充一句:“他就知道我们没有那种力量。”

我不免思忖,阿尔贝的父亲在临终时刻,不得不如此大大地退缩,在那天晚上背对着灯光,无声地饮泣,而他妻子在他身边读报或绣东西,阿尔贝则为尊重父亲,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五月三日

一种方法,我怎么也不能过分激烈地强加给自己,倒不是我不想遵从,可是我的身体,却一直抗拒我头脑的建议。

如果夜晚未能睡觉,那么我天亮就起床,或者,我困倦的时候还要熬夜,这种决心又有什么价值呢?我就不得不跟自己耍诡计,到时候择善而从了。

读完保尔·德雅尔丹论高乃依的文章。很精彩。稍偏长点儿。

昨天Em本来要去库沃维尔,不料我身体特别难受,就求她推迟一天动身。吃罢午饭,趁病情突然好转,我们就去布洛涅树林,再沿老城墙旧址的坡道,一直走到默溪和H·马尔丹林荫路。到我夏尔婶母家坐了一会儿。保尔热情地向我提议,在Em出门期间,他来陪我住。我只好尽量和蔼地告诉他,我还是更喜欢清静。

去有轨电车管理处,会合在等我的M,我们去画展看望保尔和皮埃尔·洛朗兄弟。

保尔的画缺乏内涵: 题目《此路不通》不足以赋予内涵。我的意思是,内涵主导一部作品的结构;尤其在一幅画中,决定选什么线条和色调。无法判断这些年轻女子是害怕这只公羊,想夺路过去,还是恰恰相反,她们看见公羊便迎上去,要“挑逗”(引一记者语)它呢。

我们从这一展厅到另一展厅,差一点儿同贝斯纳尔撞个满怀,他正忙着以国礼接待瑞典国王。还遇见雅娜·博多和她母亲,没有M,我不会认出她们来。

回到家中就想睡觉。如果没有博堡来打扰,我就会进入梦乡。我正犯困,对他没有什么好讲的,更不想听他讲,很快就借口极度疲倦,请他走人了。他说下次再来给我念他新写的剧本。

晚饭之前略微做点事儿。

饭后,给Em念几段《窄门》的开头部分。花园的描写固然很好,可是其余部分呢……?

《卡迪尼昂王妃的秘密》,开头我们高声朗读,接着我就低声读了。

五月四日

……

吃罢晚饭就出门,从八点钟到十点钟,在大马路上闲逛,确切点说徘徊,——没有遇见任何真正有趣的、真正出众的,我走走停停,走一段又原路返回,举步迟疑肯定像个疯子。每当晚上游荡的时候,我总得邀请一位朋友陪同。有一阵工夫,我随意坐到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面对一杯啤酒;一个从突尼斯来的难看的阿拉伯人,在我旁边坐下,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他忽然问我是不是很久没见到阿特曼了。

十点半钟回到家,还担心睡不着,不料一觉睡到早晨七点,这真是几个月来没有过的情况。

今天早晨起来,特别有精神。

同刚刚出狱的可怜的亨利约会(星期五下午五时,在“香葱餐馆”对面),是为若望安排的,我想他有些衣服要给亨利。没有什么比这小伙子的生活更可悲了;我内心自责,昨天过分匆忙离开:我本应当跟他谈谈。

五月五日

在我夏尔婶母家,说话稍微拖长了一点儿,我就错过了一次壮观的落日。我一到了钟楼街,就得听她讲自己的烦恼。她患病,但她只是偶尔提提自己的身体,却没完没了地谈保尔。

“昨天他怎么啦?喝了六杯咖啡。他翻开法律课本,接着又合上,嚷道:‘噢!今天我学不下去。’他翻看《两世界杂志》,又将杂志扔到桌上,说道:‘全没有意思。’最后,他就好像受不了了,猛然起身出去。他去哪儿了?……就连他父亲,安德烈,他那什么也不留心的父亲,也说话了:‘咦!今晚他到底怎么啦?’”

我到钟楼街,本想找他吃晚饭。他却在罗贝尔·布尔南家用晚餐。我渴望见到他,因为前天他好像又把我丢进五里雾中,于是我谢绝晚饭,从婶母家脱身,又跑到瓦雷纳街去找他。

在地铁车厢里,写了我的小说的一个场面;看了巴尔贝的《备忘录》(第二本)。令人击节,他多会运用饿着肚子的陶醉。

保尔支配别人的意志,比支配他自己的更容易,他决定我同他午夜去罗杰的包厢找科波。我提出自己累了,还有工作任务,但是说什么也没用;不过,我发现安托万剧院演出《野鸭》,不用别人催促,我也会有兴致前往,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听听的,便和这些青年走在大马路上(他们离开我去看《马克西姆饭店的女郎》了)。

我原打算只在安托万剧院呆一小会儿,先把保尔、罗杰撂一边等等,但是这出奇特的剧把我吸引住,正像初读的日子。我不能走了。

乘环城火车回欧特伊。

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约。说好午夜时分,我同保尔在“文艺复兴”剧院门前会合,上楼到罗杰包厢找科波。可是我感到累了,对演员那套把戏也不感兴趣(尤其考虑保持他们角色的统一性,从而不再给自己准备意外了),第四幕演了四分之三,我才离开安托万剧院,犹豫要不要等候保尔。见一辆开往圣拉扎尔的公共汽车便上去,又见一辆开往“文艺复兴”剧院的公共汽车又上去,重又登上一辆到圣拉扎尔,主要怕同时和保尔、罗杰吃夜宵。还担心明日工作状态不佳,既吝惜时间、精力和金钱,又感到厌烦,尤为可怕的是,看到保尔以为他能把我的意志当成玩物。

星期一上午,五月七日

一种感情,一旦能为我所用,我就怀疑其诚实性了。正是这一点,促使我逃避雅姆的文章。这件事相当滑稽(可惜我的信件全部保存下来)。对我来说,这篇文章极为重要,但是却基于一种误会。我开始相信,我的自豪感还要大于我的自尊——还用恶毒的手段对付我自身。

思考这种苦行的需要。

五月十日

我取了这个小开本的日记本,好能装进兜里。我喜欢带在身上,无论走到哪里,随时可以掏出来写几笔,就像今天等理发这样。另一本太大,能容得特别大的胃口。

过两天我要赶往库沃维尔。这个念头,就足以打乱我每天的安排。前天和昨天两个整天,就用来采购物品。买了这个牛津笔记本,还没有这个特小本子的时候,七日之后我就没有本子记了;当然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书的事情;我这松懈下来的思想,就飘忽不定了。我必须下决心去看看大夫。已经有三四年了,我早就该下这个决心。身体这样疲惫,品德这样减退,我容忍的时间太久了。荒谬!一套生活的规定,如果能允许我多写作,严格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比起我可能创作出的作品,迄今为止拿出来的东西又算什么呢?四年里,我在苦苦挣扎,在原地踏步。

星期五

……

四点钟在香葱餐馆门前,相约同可怜的亨利和若望·施伦贝格见面。我们将亨利带进一家咖啡馆,好能同他聊聊。试图抢救一下这个遇了难的可怜人。我们陪他到工会办公室,(屠夫伙计)他应当拿着登记单出来,就可以找活儿干了。我们在门口白等了一阵,最后上楼找他,从狭窄的楼梯到办公室,却不见人影。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我们也有他的地址,趁着还来得及,就赶往O街,我还费劲拿着给亨利的一双鞋,我们慷慨给予的其他东西等以后再说。

如果今天我能更加关心别人的话,我就会多谈谈这个可怜的亨利,也会同样善待他。他的精神垮了,比我开头以为的还要严重。他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他人一点儿也不坏,我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喜欢作恶,也不大抵制善;然而,他判断人际关系的方法相当愚蠢,宁可受穷受苦,也不肯努力做点儿什么事。

(保尔最小努力的理论,势必将实践者拖向某种贫困境地——智力、精神或物质的贫困。这一真理显然十分普通,没有必要强调了。)

星期日

昨天到达库沃维尔。天气好极了,类似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在厨房上面的大房间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温暖快乐的阳光,从我两边敞着的窗户射进来。惟独我映在桌子上方墙壁上的镜子里的倦容,妨害我的幸福发展到圆满。(我需要按部就班地重新学会幸福。这是一种体操,好似运动员的体操;能训练好的。)

我穿着绿色和蓝色镶边的便鞋,双脚放在阳光里。这股暖流透进我的肌肤,像生命的汁液沿着躯体上升。这一时刻,只要不拿它同过去别的时刻相比较,就能感到完全幸福——而过去那些时刻,我往往不会很好享受,只因我拿它们比较将来别的时刻。这一时刻充满了欢快,决不亚于将来或过去任何别的时刻。草坪的青草深深,如同墓地的荒草。农场园子里的苹果树,枝头开满厚厚一层花。树干涂了白灰,那白色一直延伸到地面。没有一丝风给我送来芳香,尤其紫藤的芬芳: 那紫藤靠别墅左边,正鲜花盛开,在室内就听得见那里蜜蜂的嗡鸣。一只蜜蜂飞进这个房间,就不愿飞走了。阳光就仿佛给每件物品涂上蜂蜜。

昨天日落之前,我抽空儿到花园转了一圈儿。倾向网球场的那株大苹果树,冲着夕阳的最后光芒微笑,刷刷作响,并且变成粉红色。几小时之前,一阵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扫尽了天空的乌云。树叶都变得娇嫩了。尤其那两大株紫橡的叶子,还没有发紫,而是透明,呈金黄色,宛若长发,在我的上方垂下来。我从花园后边小角门出去,又望见太阳、太阳前面山毛榉林地所构成的明亮的悬崖,觉得整个景象那么柔美,那么新鲜,简直要流下喜悦的眼泪。在我身上,眼泪并不是悲伤的特权,倒是赞赏、感动、突发而强烈的同情、过度喜悦的特权。(从我童年以来,)我不记得为个人的伤心事流过一滴泪,而我特别容易,也特别喜欢流泪;在剧院里,只要听到阿伽门农的名字就够了: 我会泪如雨下。我的激动从伴随它的这种生理现象中,得出它是真情的保证。

这种激动来得十分凶猛,仿佛将我击倒;回到室内,就感到头痛得相当厉害,吃过晚饭就困得不行,便回房睡觉了。

上床前看了阿特娜伊丝(欧多克西亚)的传记,看了几行塔西陀的作品。

星期日,下午三时

午饭后,去睡了一小时(看了德尚谈费拉罗的平庸的文章),醒来只听蜜蜂的嗡鸣震耳欲聋。一群蜜蜂逃离弗雷蒙家,落入厨房的烟囱里。弗雷蒙要捉住的这群幼蜂,还不知飞往哪里,看得见在房顶变化的蜂阵,只待炉灶里烧一张纸就被熏走,落到草坪间一棵雪松的最矮枝上。马里于斯夫妇和三个不大好看的孩子、弗雷蒙和Em,都在观看,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蜂群嗡鸣刺耳,被阳光照得晕头转向,围着树枝盘旋;一片活跃的云渐渐收缩,不大工夫,大部分蜜蜂固定下来,有些直接落到树枝上,其余的则附在已落下的蜜蜂的身上,形成一个葫芦状,眼看着就扩大,膨胀,拉长,继而,不时往草坪大滴大滴落下如滚烫的树脂。

于是,佃户弗雷蒙就去取蜂房。他回来时,马里于斯准备好了折梯;蜂群没有动窝。弗雷蒙目测好地面到那根树枝的距离,削了一根同样长的杆子,将蜂房固定上。接着,他将梯子移近,登上去,将杆子搭在那根树枝上;这时,蜜蜂稍微动起来,也就是说,蜂群表面就好像突然开始蒸发。总之,全都安排得十分妥当,树枝被杆子和蜂房的重量压得微微倾斜,全靠到梯子上稳住,蜂房像盖子似的,在上方给蜂群遮住太阳。还撑开一把伞,给整个蜂群更好地遮阴,一半搭在树枝上,一半搭在梯子上,处于微妙的平衡,刮一点儿风就会掀翻,——不过今天,空气特别平静,就连远处林荫路树木的高枝,也难得望见动一动。

我被太阳晒昏了,便离开那里,到花径里写下这些行文字——花径靠果园的部分正好避阴。我看见对面一排幽暗的月桂树上方,别墅的墙头探出已经成荫的高大杉树。我的右首,一溜儿靠墙栽植的果树,树梢接近新铺的鲜红色的房瓦;一株雪白的高大苹果树伸出一枝,在蓝天的欢乐中摇晃。

八时

弗雷蒙等到“凉爽的时候”,又回来了,他拿着一根长杆,杆头绑了一把接骨木叶子,好像一个扫把了。接骨木叶子事先用脚踏过,又浸在水桶里,就有驱赶蜜蜂的作用:“这对蜜蜂就跟毒药似的,”他解释说。他把杆子举到蜂群下方,等了约半小时,让接骨木的气味将蜜蜂驱赶到蜂房里。这招儿也不灵。天色黑下来。要么丢下蜂群不管,要么尽快想办法。我提议截断树枝。这正是弗雷蒙想提而不好意思讲的。马里于斯去拿来一把整枝大剪。弗雷蒙登上梯子,用双手把住蜂群两边的树枝。这时,草上已经铺开一条毛巾,把蜂房放到毛巾上,但又不是平放在地面,而是翘着靠在一块木板上,以免压着已经落在上面的几只蜜蜂。马里于斯一下子就剪断树枝。这个办法最好了,弗雷蒙将蜂房起来,将带蜂群的树枝插到蜂房和毛巾之间。

可是,这一切做完之后,弗雷蒙又发现他衬衣(外衣已经脱下)上,落了一小队蜜蜂,有点气势汹汹。这件事最有趣的,我要说最有刺激性的,就是为了摆脱最后这几只蜜蜂,马里于斯和弗雷蒙一通折腾,做些怪动作;他们每人头上都罩着一块白布,在晚上这样又蹦又跳,手臂乱舞,真像是一场假面舞会,让那么多女佣和孩子好开心。幸而天黑了,蜜蜂发蒙,谁也没有挨蜇,皆大欢喜促进了每人的欢乐(或者说每人的欢喜促进了皆大欢乐——如此等等——越说越荒谬)。

星期二

我只能是个老孩子,永远也不会长大成人。我过着抒情诗人的生活,不讲求后果;可是也有两三个念头,横贯我的头脑,就像横杠一样固定不动,也把任何快乐给钉死了。无论什么想摇动我头脑的侧翼,偶然一来就会受到伤害。

给雅姆写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读蒙田。

午饭后加工我的小说。……

同Em喝茶,高声朗读达尔文的作品一小时。

约摸五点钟,我到克里克托集市。碌碌庶众,我避而远之,像窃贼似的在店铺后面溜来溜去,怕的是没有问候认出我的人,或者问候认不出我的人。几辆篷车上坐着十二三个孩子,都很丑陋,都非常可怜。回到家中,心里深深地悲哀。

真可怕,这一时期我老了。肯定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不行了。人不可能老得这么快,也不可能发觉老得这么厉害。现在我还难以认真对待,认为这是一时疲惫的缘故。去年同一个时期,我已经感到这种可怕的衰老了。

星期四

不行,阿尔贝的身体实在让我担心。我动身了,急于去看看他。现在他只能吃鸡蛋了,今天早晨到各佃户家收集了两打。

天气冷飕飕的,雨下个不停;如果不是丢下Em和要开花的玫瑰,我离开库沃维尔是不会遗憾的。

我尽管身体相当不适,但和她一起度过的这三天,与幸福还是很相似的。

星期五,十八日

昨晚回到巴黎。

火车上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书。

今天见到夏尔姆瓦,长谈,怀着真正的极大兴趣。很高兴看到他工作了。

他说近几个月来,有时会突然脸红,在有人的场合十分难堪,他甚至不敢出门了。他就是这样被迫变得孤僻了。

“这种脸红,”他解释说,“就像刚撒了谎的人那样。同我交谈的人,忽然瞧见我脸红了,他对我能没有想法吗?上次,巴尔托洛梅谈一个问题,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的脸色就这样变了,立即感到十分尴尬,都不敢回答他了。就在前两年,我的胆量有多大!还有一天,在德·马克斯家,我就这样两次脸红,所有人都瞧见了……而且,说来您可能不相信,我独自一人,甚至在妻子面前也脸红。我父亲或祖父(?)就如此,后来孤僻极了,连用餐都要让人端到他的房间里。”

星期一

……

将近凌晨三点,我才睡着,不到七点就醒来——表面看来还不太累,但是无不处于脆弱的状态,动不动就气恼。偏巧是在这样一天早晨,我收到雅姆的最伤人的一封信。还有小路易·鲁瓦尔的信,咄咄逼人(却又以极漂亮的同情为掩护),我就不得不用整整一上午写回信。(事情是这样: 他应《西方》杂志之约,写一篇论述《阿曼塔斯》的文章,在文中要说明……等等,——严重歪曲我这本书,我所有著作和我本人的意思……)

午饭后,为了歇息,我接待保尔·瓦莱里。迷人的拜访,可是人一走,我就疲惫不堪了。

花了大量时间答复路易·鲁瓦尔。他这类人,只有在粗暴的时候,才自认为是坦率的。

因为,归根结底,巴雷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若是踏不着水底,就有溺水的危险,我们不如父辈。

六月二十日

我同科波吃完午餐,正要分手,又突然对他说:“唔!瞧那位老先生,就是站在马尔蓬书摊前的那位(土耳其式浴室旁边),他就是您经常听我提起的,我那位老教授拉佩鲁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胜似一尊蜡人,那张脸也是蜡黄色;毫无疑问,他不敢碰一碰书籍。我离开科波,走到我尊敬的老师跟前。我还记得最后去看他的前一次,他对我说过的话:

“我衰弱了,衰弱了很多。从前,我走路很快;现在,我费很大气力,也只能走得极慢了。我觉得还是从前的步伐,可是看到所有人都超过我;而我从前不用费力,就超过所有人……”

十月四日

突然从库沃维尔启程,前往普瓦索尼埃尔,是昨天傍晚Em从克里克托取回的一封信,阿尔贝悲伤的信召唤我去的。昨天夜晚,等其他人上楼之后,我们二人在布满月光和树影的花园散步;深夜特别温煦。我们甚至没有披大衣。我温情脉脉,一颗心几欲融化。我多么希望阿尔贝不要绝望地死去。

玛德今早送我到火车站。你哟,我心爱的朋友!我在大地所爱的一切……

勒内希望我编点什么故事,解释我的来访。在这个家庭里,怕受到伤害怕得要死!

我到达时,阿尔贝躺在那儿等我。

“嗳!你为什么来啦?”他微笑着高声说。我觉出他因为没有病得更重而感到惭愧。我拥抱他。

“可是,我的老兄,你的信让我担心。我来看看也好放心。”

他拉起我的手,轻轻握住。

“不错,换了我也会这样做。”

十月十五日,返回巴黎

同一个十七岁的流浪青年一起旅行。他是锅匠的儿子,从杜埃到勒阿弗尔来,要到船上当见习水手。不料,他被推荐做事的那艘船,一个月前就启程开往巴西。他试着上别的船,一次次遭拒绝,于是他准备返回家乡。

我十分担心他的行程到巴黎就会中止。他口袋里装有十八法郎,还有两法郎的车费,要乘车到巴黎,“去共和广场找一名军士,他父母的一位朋友”。父母并不知道他返乡。我感到他要寻开心,身带二十法郎,独自一人无拘无束到达巴黎,就说刚走一条街钱就被人偷走。直到看见他上了车,我才离开。

奇怪,真奇怪,流浪汉这种心理,我很难下定义,不过我也隐约看到这种怪癖的特性。这个人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尤其比较其他几个与我有过交往的流浪汉)。我更好地把握了主要的共同特点,但是还难以说清楚。

星期二上午,在德·马克斯家,见到吕涅坡。他还是老样子,既抱怨又气势汹汹,就好像被人踩了脚似的。等他一出了屋子,德·马克斯就高声说:“巴黎这场大笑话,现在已经开起来了,我成了世间最倒霉的人。昨天晚上,X照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十二月六日或七日

(从狗医院出来,)去看小路易·鲁瓦尔。

路易·鲁瓦尔赞美我的语言、我的风格,这就是相应地贬低我的思想。就好像一个可以脱离另一个,歌手无需嗓音,或者嗓音无需歌手恰当的激情——他所歌唱的音乐,绝不是别人的,而是他的音乐。

然而,不幸的是,我这个人如同这些不隔音的房子,在阁楼就能听见地窖里所发生的一切。

想想这件事真令人赞叹: 为罗斯唐鼓掌的这些巴黎女子,恐怕没有一个不自认为品味高雅,譬如就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子。每部分观众,都有与他们相配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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