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不见了
扬之水
爱书的朋友以陈晓维《好书之徒》一册相赠，说：“你会喜欢的。”
果然喜欢。先是单篇挑着看，结果是每一篇都看了。写得真好，文笔好，见识也好。每一题写作的起因，都是因为自己的淘书所获，但是绝少点明，多半只是暗线絮在行文中，当然更不矜夸，更不言价，不论贱价抑或善价。因为买下的是物，收获的是史——去人不远的史，却偏偏最容易为人忽视——价格在这里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它的内容与体裁，该怎么说呢：与传统的藏书题跋不同，与新兴的“书话”也不同，是自成一家的藏书者言。
其中有几篇，仿佛在哪里读过的，如《南星和王辛笛的交往》，如《聂崇岐与翦伯赞》，且都留下印象。谈南星的一篇，是因为文中言及“南星为人低调，朋友不多，除姜德明之外，似乎只有张中行和金克木写过谈他的文章”，不免想到小文《诗人南星》曾刊发于一九九一年的《文汇读书周报》，被作者忽略了，不过这里以“似乎”遣词，算是留有余地。《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则是因为劈面一句“聂崇岐这个名字，不研究历史的大概都没听说过”，也颇不以为然。然而此处用了“大概”，与“似乎”是同样的分寸。
此番全书读下来，却是牵动起另外的情感，乃至不时掩卷沉思。忆昔尝从林夕兄游，留心于目录版本之学，然而愧无林夕兄洽闻强记之天分，能够触目洞中机要，因此感兴趣者，不过系于书里书外的故事而已。二十多年过去，在这方面学无寸进，读新一代藏书家的著述，关注的也还是故事。当然此书的兴趣点本来不在目录版本之学，而是以对所藏之书（包括往来书信和档案）的透彻了解以及对书之前主人的悉心体贴，深入于一代人的遭际。只是因为这里的故事太近，且多是伤心之题，貌似轻松的行文，读来总觉沉重。人的被捉弄，捉弄人的人和被捉弄的人同在一个悲剧中不断转换脚色，颠倒岁月中真实的荒诞，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更呈现出悲剧的底色。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悲剧，但未必每个人都是悲剧中的人物，似乎惟有“文革”，干净彻底，使得每一个人都无可幸免成为悲剧中的脚色，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其实对于“文化”的“革命”，“文革”前的十来年已经揭开序幕，锣鼓声动，渐次上演，这一时期，实在可以称作“前文革”的。
《高善必来中国》、《失去的微笑》、《可堪白头张公子》、《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谈高善必与金克木，谈聂鲁达与《聂鲁达诗文集》、张伯驹与《春游琐谈》、路翎与《平原》，都是读来令人痛切的叙事，虽然作者是一以贯之的“冷面”。《李平心之死》，系据华东师范大学“李平心专案组”档案勾稽而成，以作者用笔的分外冷静、节制，而更觉惊心动魄，结末的几句尤其意味深长——“一个冗长的故事在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上结束了。哀乐，花圈，挽联。如果李平心在这个仪式上突然复活，站在自己巨大的遗像面前面对生者，他还能认出自己的儿子、前妻、同事、领导、学生吗？他会不会对所有人深深鞠上一躬，然后用手扶一扶眼镜，说上一句：‘谢谢。我在那边很幸福。’”
十几年前曾读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平心史论集》（吴泽主编），关于“李平心之死”，此集编者所作《前言》有如下几句：“平心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坚持真理的学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他极为愤慨，立即写文章与姚文元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斗争……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老底。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平心教授于1996年6月20日含愤去世。”“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愤或含冤去世，是一句程式化的语言，概用于叙述颠倒岁月中横死的知识分子。不妨设想，若干年后，待“文化大革命”的身历者从这个世界全部消失的时候，人们在不同的人的生平中反复读到这一句相同的叙述，是否会觉得不可思议：“四人帮”者，何方妖魔也，有如许之大的能量？
最后一篇题作“红旗广场”，似乎是“代后记”的性质，文字则颇有画笔之魅，随着它，便进入一个现代派画作的展厅，一幅一幅看过去，也如同把全书的大部篇章重新检阅一过。“‘文革’很快过去了。红旗广场上的群雕需要作出改变。李玉和手里高举的红灯被去掉了。戴柳条帽的工人手里拿着的报纸变成了一张白纸，原来印着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不见了。那个警惕的红小兵右手的板刷和左手提着的糨糊桶不见了。雷锋、王杰身后的三面红旗也不见了。好几个人紧紧攥着的《毛主席语录》消失了，他们的手里空空如也，他们刚毅的目光空空如也，一代人的十年空空如也。”
当然作者笔下也有令人快乐的书，比如张充和的《桃花鱼》（《薄英，充和，桃花鱼》）。“张充和与薄英，一老一少，一中一西。通过《桃花鱼》，通过这本回归之书、安静之书，他们交换各自对世界的触感。”这是写书人和做书人相与相得的最佳境界。喧哗的世界里，本来应该有很多如此谐美与宁静的一角。不过彼此之间有龃龉、生误会，也很常见，在正常的社会里，不会构成大风大浪，因此可作逸闻佚事读。读《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二——〈郘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方见出藏书家的本色。博稽幽讨，而举重若轻，指画从容，一部书与围绕着书的一圈人，于是尽皆“水落石出”。
作者之于藏书，也许并无“载道”之志，然而系于其中的人文关怀，却每每情不自禁。《〈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杂记》一则，末尾写道：“下次再去东方广场购物，我准备干一件大事。我要站在长安街南侧，对着这排把王府井和东单串联起来的大保险柜，狠狠地骂上一句”——以下是一句粗口，然后作者说：“没什么用是吗？但以此向谢辰生先生致敬。”为了这样的心愿，我也在此向小我二十岁的作者致敬。
《好书之徒》，陈晓维著，中华书局2012年5月第1版
刊于201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