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和他的《大清血地》

张嘉谚

男子汉冯飞给人雄强壮实印象，正气凛然之感：体格强壮，嫉恶如仇，好打不平。他发表在《花溪》上那几篇颇有影响的“法制性”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性格特点的产物。一次开笔会回来，在一辆中巴车上，他硬逼一个小偷把摸去的钱还给了失窃者。“我有准备，不怕他的同伙上来。”冯飞拍了拍腰上的匕首，“顶多是亡命，但他们心里是虚的。”

而我在他身上却发现了另一面：女性式的细腻。这个特点使冯飞心细情专，思虑周到。这是否和他多年采访、接触案件时训练了理性的观照能力同时又经常关注细节有关呢？

这特点也表现在他写作历史长篇小说《大清血地》上。

在此之前，小伙子冯飞已经写过一些作品：几个短篇、一个中篇、几篇报告文学。以这样的写作基础，这么快着手写作长篇小说，似乎为时尚早。

谁说得清楚一个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如同一个婴儿，一旦种籽植入子宫，它就不依母体的控制，一天一天成长。

胎动已经出现，年青的母亲多半又惊又喜。冯飞对我说，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没有把握；他甚至弄不清是该写还是不该写。

那就写吧，只要想写。我说。

不久，他告诉我说，已经动笔了。以后，每见面，他必谈这部作品，而且谈起来就收不住……

在未读完整的《大清血地》之前，我已经熟悉了里面的一些人物：田兴恕、戴鹿芝、白主教……甚至也熟悉里面的一些故事、情节、场景——冯飞一谈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眉飞色舞。

只要一见面，他便和我讨论。谈得最多的，是历史小说“怎么写”的问题。

“你是搞评论的，”他恳切地说，“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如果这样，人家会不会说……？”如此等等。

我不知道他要写什么，我也不管他会写什么；我只和他讨论“该怎么写”。

“只管面对历史真实，不管人家怎么看。这是首要原则。”我们接着讨论了何为“历史真实”，又如何看待历史真实等问题。

“对，就这样写。”他似乎吃了颗定心丸。

贵州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与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组织了一次全省长篇小说研讨会。正好他打来电话，“这是一次机会，”我告诉正在写长篇小说的冯飞，“你也来参加听听。”

“没邀请我，怕不好吧？”

“不要紧，给组织者讲一下就行了，哪怕是旁听。会上要讨论几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你听一听，定有好处。”

他来了，我俩就住在一个房间。

会上，不知道他坐在哪一个角落，也不知道他带着大本子记了些什么。会后，特别是晚饭后，睡觉前，他又情不自禁地谈他的写作。结合白天讨论的实例，他和我谈起来又没有个完。

他的兴奋是由衷的：这几天听讲之余，我们讨论了现代历史小说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讨论了历史小说写作应有的基本观念，分析了研讨会上那些“不该那么写”的现成例子。有了比较，冯飞对自己似乎信心更足，更加坚定了他写作的基本原则：面对真实，写合乎逻辑的性格，猜测合情合理的史实。

此后，他开始全力以赴，销声匿迹地躲了起来，呼机、手机一概取消。这一躲将近一年。其间，我接过他两次电话，都是谈他的小说写作。

当电话传来他的兴奋：长篇历史小说《血地》已基本完成！我由衷为他高兴。

看过初稿后，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这部长篇的结构——还是“怎么写”！

九十年代以来，贵州文学在全国文坛，被认为“黔军覆没”。即从小说界看，八十年代贵州跃上全国文坛叫响的一批人，或离乡出走、或投身商海、或被迫养病，或不务正业……。只有几个新生代的散兵游勇，无论是打冷枪，发热箭，甚至瘁死阵前，没人当一回事。

这高原的夜色，何其沁凉！

鲁迅说：石在，火种即不会灭。贵州高原这块寂寞的处女地，时有文学的火星在云遮雾罩中闪闪烁烁。

要搞文学，有两种品质是基本的，那就是两个“真”字：一是内心情思感发的真诚；一是由真诚去把握外在人事物象的本真。冯飞当然不缺这两条。他感情真诚，不做假不作秀，这就有了一颗好作家生长的良种；他敢于直面生活，能够正视社会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人物事象。这无疑会给他的写作带来生气与机遇。

如今看来，搞文学的人，不光要有特强的资质，也似乎应具备相当的品格。资质不强（强硬、强韧），劲道即不足，如何以边缘话语独立于中心话语？无品格支撑，文学要么变作一块敲门砖，要么煮成几碗功利粥。在贵州新一代作家之中，想来冯飞的以下几点，应当被人们特别看重——

第一、他经历丰富独特。这里的所谓“经历”，既指外在身性的“履历”，也指内在心性的“历炼”。冯飞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说他参军是在西藏还不足令人道，其间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冒险犯难、舍生忘死，则非冯飞所能为。后来他在《法制报》等单位长期当记者或特约记者，与此同时自学法律，进而在种种诉讼程序与法制报告文学写作中活跃起来——这种身份接触的生活面之宽泛与深入自不待言，那因目击种种世象而生的无奈与无力之感在内心激起的感慨与冲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然别具意味。在法制与文学的交叉地带活动而游刃有余，不说全国稀少，即说省内，似乎绝无仅有。

第二、他具备相当的“品格”。这一条，我们民族的传统标准“仁、义、礼、智、信”概括了其中的“五格”。仁者，宅心仁厚；义者，为人义气；礼者，谦虚恭谨；智者，善于思考；信者，作事讲求信誉。即使从以上简单的解释来看，冯飞也一样不缺。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冯飞还具备以下这些品质：1．意志坚定，锲而不舍。要成人、成事，这无疑是必备的；成就杰出者、能干大事者，定然不乏此特质。2．生活的正义感与作为一个“人”的良知。3．自信而不失虚心。4．敢于承担责任与义务。后面三点品质，在今天搞文学的青年作者身上，似乎已不多见。

第三、他具备文学写作必须的素质：1．善于观察，有分析生活材料的判断力；喜作思考，有从原始材料中提炼主题发掘意蕴的化解力；2．他也不乏对生活的敏感与创造艺术形象的想象力；3．学养较为宽泛，其注重古典文史的根基尤为可贵；4．能沉潜心性，深入研究某些令自己入迷的课题。

第四、高品质创造的意向。

《大清血地》或许会成为冯飞的成名之作。然而，真正的作家会不满于“一本书主义”。需要冯飞写的好东西还多，这一点，我和他也讨论过。对于冯飞，《大清血地》当然重要，但我想冯飞把它看作自己文学创造的一个新起点，似乎更为恰当。

《大清血地》初稿完成之后，我与冯飞曾有过一次颇为愉快的湘西凤凰之行，主要目的就是去看望《大清血地》一书中最重要的主角田兴恕的后裔。冯飞与田兴恕曾孙田儒乾的会面令人感动亦令人感慨。田儒乾现已五十多岁，却依然显得年轻而富活力。直到我们摆谈，才了解他在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非人”，走过来多不容易！田儒乾性格爽脱、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木匠活石匠活泥水匠活无一不精，这多少帮助了他度过几十年非常岁月。如今他已是凤凰县著名书画家，跻身社会名流，作风依然朴实。冯飞与他的见面，还不仅是140多年前的“贵阳教案”所结之缘。说起来，冯飞的高祖冯开良还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贴身马弁，而田兴恕则是太平军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祖先们你死我活地争斗之后，子孙们如今已在促膝笑谈，杯盏交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冯飞对我说，要是把《大清血地》一书中的几位主角——田兴恕、戴鹿芝、何冠英、赵国澍、何德胜——等人的后裔在《大清血地》出书首发式之日邀到一起，哪怕先辈或官或匪，势不两立。后辈定然是喜聚一堂，亲如兄弟。那该多好！冯飞想得真情浪漫，只可惜世事沧桑，风流云散，即令胸有海岳，好梦难圆！

《大清血地》一书将给冯飞带来应有的声誉：冯飞用这本书把贵州历史小说的写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给贵州文学大厦加上了一块沉实的基砖，这当然是值得赞许的。该书还没出版，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议；此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甚至还一度在省内遭禁！由于禁令来自省内高级权势部门的权势领导，为此引起省内文化界、宗教界、学术界极大愤然！现在，这一不得人心的以“权力话语”蛮横干预文艺学术的笨拙行为已自行消解！想来，在《大清血地》终于堂堂正正面对全国读众时，还会出现种种评议。在多元价值标准为人们共时性采用的今天，或褒或贬理属正常。《大清血地》这部历史小说，我个人觉得以下几点价值内涵需要肯定：

一、“平等待人”的写作理念及其文本体现。在本书中，没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无论是官家还是平民，是官兵还是流寇义军，是幕僚还是妓女，是提督、巡抚、知州、团首，还是主教大人与普通教徒，所有的人都受他自身的因素支使行动。这使得之所以在清末贵州这一特定的时空点发生“青岩教案、开州教案”这枚“苦果”，追根溯源，乃是参与者当事人动机与举动的各各不同，其“原因”竟复杂得千头万绪。而要说简单，则哪方都存在导致“苦果”产生的责任。这种写法，既尊重史实，也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

二、地缘学（地域文化）意义上的的价值。这部历史长篇主要以贵州各地为书中人物事件活动的空间背景，积十年之功的研究考察，作者对他笔下这块故土所经历的劫难似乎已了如指掌，要说他因此跻身而进贵州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之列，似乎也说得过去。那么，在《大清血地》这部地缘性的历史长篇中，读者从中读出地域政治学、地域经济学、地域军事学、地域宗教学、地域文艺学、地域旅游学、地域心理学（边缘心态学）等等地域人文、地域文化意义上的种种信息，那是应有之义。同时，有心的读者还会在本书冷观静照的叙事格调叙事进程中，不时感到一颗化身字里行间的灵魂在压抑中颤栗——

我爱、我苦。我哭、我痛。我怎能不在乎？！

三、对知识分子的镜照与批揭。这一点在本书的表现令人深思。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展开分析，大致说来，在晚清，能像林则徐、魏源等人清醒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为数极少。《大清血地》中所写的三类知识分子：官员型、宗教型、民间型。凡涉进“教案”的，其“见识”皆可疑得很！——这一点，无论是出自进士，身为巡抚或知州的官员知识分子，如“贵阳教案”发起人何冠英、“贵阳教案”当事人戴鹿芝、赵国澍，与幕僚知识分子、“贵阳教案”策划者张茂萱、冷超儒、缪焕章等人，还是宗教知识分子，如法籍神父、天主教贵阳教区第二任主教比尔·胡缚礼，都脱不了血案的干系！特别是张、冷、缪那几个幕僚——“贵阳教案”的直接制造者，更是胸无大局盲目排外又自命不凡的官场掮客。知识分子的通病，在于“自以为是”！其“自以为是”病症中隐藏的病毒，迄今为止，即使是知识精英也难于自我发现。书中的民间知识分子，“贵山书院”张蔚斋老夫子那句话，可视为撕剥知识分子病象，并窥测其心理病毒的总纲：“倘若读书人使坏，那将是恶中极品也……”

或许可以说，《血地》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塑造，是主教白斯德望与田兴恕的贴心幕僚钱登选。白主教的人格相当圆满，而其出卖义军的行为却有违教义，体现了作者体察这一重要人物之苦衷的悉心入微；钱登选的苦难遭遇、隐忍负重，又人格持正、深明大义，能深自蹈晦最终报仇雪恨，似乎是作者心目中理想文人的化身。钱登选评满清国情的“臭鸡蛋”论，也颇发人深省。要说镜子，无论是反照书中其他文人还是潜意识地照出自己，钱登选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人物。且看这一节——

在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身上，钱登选仿佛看到了自己十年前坐牢的情形！那时，他也是这样偏执、浮躁。与章天声的区别，仅仅在于宗教信仰的不同！

不过，内心里，钱登选还是对“假洋人”生出了一丝痛惜之情。当然，在湘军士兵面前，他不能不把话说得委婉些：“既然章先生是读书人，就该晓得怎样和军人相处。”

“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哪料，章天声又冒傻气。

“我看，你连中国的书本都学得一知半解……还研习什么‘天主教’！”钱登选鄙夷的冷笑着丢下这么一句话，不等对方反应过来，他转身就走了。

他相信：这句话，够章天声琢磨几天。

说章天声“冒傻气”，相信他甩那一句话“够章天声琢磨几天”。看来，即使像钱登选这样的明智之士，也很难摆脱由高慢病毒等导致的自以为是的病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写于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