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那年秋天，两个死去的男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一个我认识，另一个在停尸房我才第一次见到。

第一个叫皮特·沃林斯凯，做事不择手段的私人侦探。多年前我在伯德夏因调查公司认识了他。为了积攒申请执照所需的6000小时工作时间，我给本·伯德和莫利·夏因打了3年工。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私人侦探，足智多谋、勤奋敬业。本和莫利偶尔与皮特合作，对此人评价不高。他品性不好，账目不干净。他常常缠着本和莫利要活儿干，因为他公关能力极差，名声又差，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推荐他去接单。伯德一夏因公司有时会把临时监视任务分包给他，或者派他去做常规背景调查，但他的名字从不会出现在交给客户的报告中。即便这样，他仍然经常不清自来，或者和律师闲谈时故意搬出公司的名字，暗示自己同公司有着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皮特爱投机取巧，便认为同行也是如此。更麻烦的是他己然将自己的恶劣行径合理化，并成为行事准则。

8月25日夜里，皮特在圣特雷莎鸟类保护区停车场外一处黑漆漆的人行道上被枪杀。事发地就在卡连特餐厅对面，警察下班后都爱喝上两杯的地方。餐厅里没有目击者似乎有些奇怪，不过那里的音响超过117分贝，基本等同于一台正在工作的气动切割机，好不容易音乐停下来，调酒杯里冰块撞击声也不绝于耳。毕竟，这里每四分半钟就要卖出一份玛格蕾塔鸡尾酒。

要不是有个醉汉到外面去方便，皮特的尸体恐怕得等到天亮才会被发现。我从电视早新闻里得知皮特的死讯时，正吃着脆谷乐麦圈，背对着客厅里的电视，无心地听着。一听到他的名字，我立刻转身，看到夜色中被黄色警戒带围起的现场。那里有新闻记者，尸体己抬进救护车准备送往法医办公室，现场没什么可看。表情严肃的女记者在晃眼的聚光灯下干巴巴地做着报道。肯定已经通知了皮特的直系亲属，否则记者不会报出他的名字。皮特的死令我意外，但谈不上震惊。他过去常常抱怨睡不好，因此总是长时间地在外闲逛。据记者报道，和钱包同时失窃的还有他的手表，一块假白金表带的仿劳力士。我估计如今的抢劫犯分不出真假，所以皮特的死多数是见财起意的冲动犯罪。皮特那么爱冒险，幸运女神找上他，把他推下命运的悬崖，也是迟早的事。

第二个就复杂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真相在几周之后才慢慢浮现。法医办公室在周五下午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去辨认一具无名尸，因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张写着我姓名和电话的纸片。我怎能拒绝呢？谜案往往有三个层面：真相，表相，侦探区分真相与表相。我可以先解释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再来讲这通电话。不过，让诸位和我一样一步一步亲历这奇异的事件，不是更好吗？

1988年10月7日，诸事不顺。国会支出10，640.14亿，联邦债务增至26，010.3亿，失业率高达5.5%，邮票一等品的价格从22美分飞涨至25美分。这是国家大事。我一般不关心自己控制不了的问题。那些经济政策、削减预算、国民生产总量什么的，政治家又不会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点（前提是我有一个观点），不过我非常清楚，没人会搭理我，那还谈什么呢？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主宰自己的小日子。我的小日子就在距洛杉矶150公里的南加州小镇里。

我叫金西·米尔霍恩，私人侦探，女，38周岁。我租的办公室是一栋有两间房的小平房，带卫生间和厨房，位于圣特雷莎闹市区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小镇居民85，810人（减去两个刚死的）。既然我是唯一的雇主兼雇员，公司规模不宜大，只做些失踪人口调查、背景调查、证人追查、代办手续之类的业务，自己养活自己，偶尔也接些法律、财务、房产纠纷写诉状的活儿。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法律与秩序，忠诚，爱国情操这些惨遭时代抛弃的传统价值观。我还坚信勤劳致富。我按时纳税，每月还账，所有节余存进退休金账户。

到达法医办公室后，我被领到一处隔间，四周从上到下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我很好奇，但并不担心，我已经排查了所有我认识的以及我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我的圈子里还有一些联系不太紧密的人，但我觉得他们的死不会和我有关系。

尸体平躺在尸检床上，一块白布从脚盖到下巴。一眼就能辨认出不是我认识的人。尸体皮肤灰暗，隐约呈现出的黄色说明肝脏组织严重受损，甚至是致命损伤。他的五官软塌塌的，像被侵蚀了千年的岩石一样松散无力。生命不只让五官动起来，它还赋予了人们灵气。这个人，毫无灵气。

死者70出头，白种人，比每天只吃水果蔬菜的节食者重不了多少。从酒糟鼻子和脸部破裂的静脉血管来看，他的饮酒量远超普通成年人。有时死者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可这人不像。我仔细观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仍有呼吸。不管他被施了什么魔咒，看来是永久生效了。

那天早上，有人在睡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睡袋在海滨沙滩上挖出来的洞里，那里是他的露营地。洞的上方有一丛冰雪花，盛开在自行车道和沙滩之间，路过的人很难发现他的露营地。那里是流浪人群白天爱待的地方。到了晚上，运气好的能在当地收容所找到铺位，运气不好的只能自己找地方睡觉。

海滩公园在日落后半小时关闭，第二天早上6点开放。市政条例规定，在公园、公共街道、公共停车场以及公共海滩留宿属非法行为，因此几乎没有公共区域可供免费居住。这条法令意在禁止流浪者随意露宿在商业区，结果迫使他们在桥洞里、高速公路天桥下、树丛等等隐蔽处搭建临时住处。警察有时驱赶他们，有时采取其他方式，这取决于当地居民对穷人的看法，是愿意平等相待还是漠不关心。往往是后者。

初步检查确认，截至法医调查员联系我的时间，死者死亡近18小时。阿伦·布卢姆伯格1975年左右就在圣特雷莎镇法医办公室工作，几乎和我离开圣特雷莎警局、去给本和莫利打工同一时间。我自己的公司开张那一年，阿伦被克恩县治安办公室聘走了，一直干到最近才退休。他和很多热爱执法工作的人一样，一辈子都闲不下来，6个月前又回到了本地法医办公室。

阿伦60多岁，额顶的发际线己悄然后退，头顶上盖着一堆灰色的软毛，类似初生雏鸟的羽毛。两只招风耳，颧骨突出，笑起来时扯起嘴角两边深深的纹路，活像一只牵线木偶。我俩一言不发地站了片刻，他观察着我的反应。“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看像是流浪汉。”

阿伦耸耸肩。“我也这么认为。有一群流浪汉最近聚集在圣特雷莎酒店街对面的草地上，之前他们住在市游泳馆旁边的公园里。”

“谁报的案？”

他摘下眼镜，用领带头擦拭镜片。“一个叫克罗斯的人。今天上午7点，他去沙滩用金属探测器找硬币，看到一只睡袋，以为是扔掉的，但看着有点奇怪，于是就跑到路边，拦下了路过的第一辆警车。”

“当时周围还有别人吗？”

“就是那些流浪汉吧。医务人员到达之后，人都散了。”他看看眼镜上没有污渍，便架回鼻梁上，仔细地把金属腿儿挂到耳后。

“受过虐待吗？”

“表面上没有。帕尔切克医生不在。她已经有了两个尸检预约，这人只能排在最后，等着她出评估报告了。自从医保制度实行以来，不是送来的所有尸体都需要她出具报告。”

“你觉得他的死因是什么？他像是有黄疸。”

“不好说，不过这些人的死因能是什么呢？生活太苦了。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来这么一具尸体。睡着了就再也醒不来。丙肝、贫血、心脏病、酒精中毒，都有可能。如果知道他的身份，我就可以查询所有医院的记录，他应该在近20天内看过医生。”

“查不到身份？”

阿伦摇头。“只有写着你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纸片。我取了他全手指纹，传真到萨克拉门托的司法部门。马上就是周末了，等到有人处理，估计在下周三、周四左右。”

“现在怎么办？”

“我查查失踪人口报告里有没有符合他特征的。流浪汉的家人通常不愿意填表格。当然啦，反过来也一样。这些流浪汉也不愿意被所谓的家人找到。”

“其他的呢？痣？文身？”

他掀开白布，露出那人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膝盖骨畸形，形成厚厚的一块突起。沿着小腿骨长满条状的红色伤疤。应该是有过一次极其严重的事故。

“要是一直查不出他的身份怎么办？”

“保留一段时间，然后埋掉。”

“他的遗物呢？”

“垫在背上的衣服，一只睡袋，就这么多。就算还有别的，现在也没了。”

“被偷了？”

“可能。根据我的经验，流浪汉之间不会相互偷东西，不过一旦有人觉得这东西他用不上了，也不排除拿走的可能。”

“他身上的字条呢？我能看看吗？”

他拿起尸检床尾的资料夹，取下装纸片的透明证物袋。纸片明显是从活页线圈本上扯下来的，顶端留有碎纸的痕迹。圆珠笔字迹，米尔霍恩调查公司几个字工整清楚，附有地址和电话。这种是我小学四年级立志要摹仿的字体，当时的老师有一双漂亮的手，用着一支漂亮的自动铅笔。

“是我的公司。他肯定查了黄页，我的家庭电话没有上黄页。为什么流浪汉需要私人侦探呢？”

“流浪汉也和我们一样会遇到各种麻烦吧。”

“可能他觉得我是个女的，要价便宜些。”

“不会吧？米尔霍恩调查公司这几个字看不出性别。”

“有道理。”

“抱歉让你白跑一趟，不过来看看也好。”

“当然。我能查查这事吗？肯定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如果他需要帮助，可能会告诉几个亲近的朋友。”

“尽管去查，有进展及时告诉我们。也许你能比我们早查出他的身份。”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在停车场坐了一会儿，往随身带的索引卡片上写备忘。我曾经非常相信自己的记忆。抚养我长大的一辈子未婚的姨妈特别相信死记硬背的一套：乘法表，各州首府，英国历代国王、王后及在位时间，世界宗教，元素周期表。她统统利用小蛋糕的不同排列组合来教。蛋糕被裱上蓝色、粉色、黄色和绿色的糖霜，字母用不同颜色的奶油挤在蛋糕上。我几乎已经遗忘童年时被逼迫学习的经历，直到去年4月，我走进一家糕饼店，看到一排复活节小蛋糕。恍惚间，我眼前仿佛闪过一张张照片，1号氢原子、2号氦原子、3号锂原子，直到10号氖原子。我至今仍能背诵英国诗人诺伊斯的长篇叙事诗《拦路强盗》，可惜从来没派上用场。

此类无用的头脑体操倒是让我在小时候参加各种生日宴会时大显身手。大人们会给我们看一堆东西，然后拿走，记住最多的孩子有奖。这在我简直是小菜一碟。四年级时，我拿的奖励包括口袋梳，润唇膏，玻璃弹子，蜡笔，包装精美的酒店香皂，塑料发夹……在我看来都不算什么。渐渐地，妈妈们不满意了，暗示我应该把机会让给大家，不要独占奖品。我那时候就很有平等观念，拒绝了她们的暗示，于是再没有人邀请我参加宴会了。许多年之后，我才领悟到写一张小小的备忘录就能够减轻大脑许多的负担，从此释放了我备受困扰的心灵。但是凭本事获得的奖励，我仍然坚持绝不让出。

离开停车场时，我思考着人生的奇妙，一张无足轻重的小纸片也能激起层层涟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人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因此与我的生活产生交集。虽然现在已经无法与他交谈，我也不能耸耸肩自顾自地走开。也许他本打算在那天打我电话，可惜没有完成便受到了死神的召唤。也许他想过打电话，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倒不想追根究底，不过问问又有何妨。我觉得时间不会长，我问几个问题，没什么进展，这事儿就算了。

有时候，小事件会引发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