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辩
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
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左手腕。
五个月之后，二审由高院主持，在原法庭举行。让我感到好受一点的是，不会再有三审了。我已经腻味在牢房玩迷宫游戏了，我就是我，不是什么虚构人物。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了左手腕。
这事后来被检察官演绎为畏罪自杀。
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我时我便认出他来，当然他不会认得我。他肩宽极窄，身躯长得像一根扁担。如今他正坐在法庭上跷着二郎腿，不时翻阅一下案卷，寻找着要点。提审时我就知他态度极不认真，但又有着近乎愚蠢的自信。他现在想临时抱抱佛脚，却抵挡不住连打三个哈欠。他应该整晚都在喝酒、玩骰子、搂抱女人，现在满耳朵还是KTV的声音。
我的律师陈述上诉理由后，请求法庭出示法医鉴定结论。那个爱哭的女法医被招来，在律师的逼问之下，她坦承没有提取到精液等物证。“没有并不代表没有强奸意图。”她强调道。无疑她的说法是欠妥的。律师说：“在对方已是囊中之物的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如果有强奸意图，就会强奸，就会留下痕迹。我想问，被害人到死是不是还是处女膜完整？”
“是。”法医回答。检察官说：“可是一审时被告人承认有，最终判决定性也是强奸未遂。”
“审判工作应该重证据轻口供。设想下，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
“法律不允许假设，这需要问被告人自己。”检察官说完就明白自己错了。我果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任何强奸的意愿，也没有实施过任何强奸行为。”法庭一片哗然，他们想我果然翻供了。我的律师装作沉静地坐下去，心里一定可美了。
“那你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讯问你时交代有强奸行为？”审判长问。我没有回答。检察官立刻站起来：“我想问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强奸意愿？”我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这种问题也傻得可以。我的律师说：“我抗议这种有罪推定的举证方式。”但我还是抬起手铐说：“在孔洁来我家前不久，我已手淫过：我消除了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
“你有证据吗？”检察官说。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从法医鉴定结论里看到。”
“这并不意味你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起，我没这个想法，有的话完全可以办到。”
“你不想？”检察官说出这种话来简直不成体统。
“我想，但我不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
“为了一种纯粹。”
“什么纯粹？”
“我杀她就是杀她，不想给这件事夹带任何杂质。”
我的律师及时接口道：“这说明即使是显见的恶里也隐藏了某种原则的东西。”接下来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A县四百余名邻居、熟人、同学联合签名。他们以人格担保我尊老爱幼、为人老实，呼吁法庭从轻处理。律师试图一一读出名字，结果被审判长打断。他抖动着纸张，十分遗憾，意思是如此强大的民意最终只被体现成了区区几张纸。我想他和妈妈一定带了很多的糖果、红包去找这些人，他们起先不签，律师自己躲着签了几十个，他们便敢了，不但自己签，还招呼亲友们都来签。
律师往下又宣读来自我婶子的声明。她反思自己有着本地人的优越感，武断、粗暴，未顾及我尚处于青春期的事实，不自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摧残。声明还列举出二十条歧视事实，包括将五元钱故意放桌上看我偷不偷、我只能吃剩饭，等等。律师读完，走过来，眉头紧锁，眼神如炬，就像从不认识我那样，凶狠地说：“下边我问你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你想杀的是不是你的婶子？”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是。”我抬高声音回答。
“我反对这种诱导式提问。”检察官说。审判长让律师注意，但律师已陷入到激情当中，他将一只手插进兜里，低着头走了几步，猛然问：“为什么想杀她？”
“因为歧视。”
“什么歧视？”
“一个土著对外地人的歧视，所有的、无处不在的歧视。”
“面对这种歧视，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自己是贼，每天被扒光了衣服。”
“你是不是想哭？”
我抬头看了看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在那里跟我不停地使眼色呢。接着他又问：“你能再细致一点形容这种痛苦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起来。可能我还摇了摇头。我的律师就以这个动作为证据，说：“你们看看，这种耻辱深重到羞于启齿。”
接着他猛然问：“最后你为什么杀的不是她？”
我想我选择不杀，是因为她不值得一杀。律师见我没有回答，便说：“因为你杀不过强大的她，但是为了震慑对方，你杀了一个同学。你想告诉她，你绝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幼稚得可笑的报复。”检察官拍桌子，大叫强词夺理，审判长也连续敲槌子。而律师已完全进入演说的境界，他将手再次插进裤兜，快步走到旁听席，缓缓俯视每一个人。等到所有人都展现出愕然的表情时，他举起手中的那支笔，像是把字一个个点出来那样点着：“你们都是有罪的。”
接着他说：“你们给他高考压力，给他地域歧视，给他白眼，给他孤独，给他外乡人的身份，给他农业户口的待遇，给他奴隶般的命运。你们将他制造为一个委屈的贱民，你们从来不曾关心他哪怕半点，相反你们觉得是他侵入了你们正常安定的生活，觉得他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你们对此毫无愧疚，对吧？当然，也可以想象，你们现在一个个也不肯原谅他。我现在只问一句，同样是生命，请问是谁让你们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你们坐得安心吗？”说完，他似乎也被自己的言语震慑住了，愕然坐倒在椅子上。
检察官为着不甘示弱，也站起来说：“即使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被告人的婶子吊起来处死？是不是应该将我们所有人都拉出去枪毙？是不是应该当庭释放他？你们同不同意？”
“我同意，”我的律师声音沙哑，但态度明确，“完全同意。”
“你同意，我不同意。何况我一点也不觉得情况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被告人仅仅是为了震慑她的婶子，他可以杀死她的一只猫一只狗，犯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即使他要通过杀死一名女同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只要将被害人杀死便可，为何还要再补三十七刀？为何还要将她倒放在洗衣机内？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他停顿下来，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将事情在我和孔洁之间联系起来，然后他伸出干瘦修长的食指，像枪一样戳着我。我偏过脑袋，那晃荡的指尖便重新将我瞄准，就像我逃无可逃。他说：“仇恨！这是基于仇恨的残忍！他如此残忍，完全是因为他仇恨孔洁！只有这一种可能！”
随后他问我是不是追过孔洁，我说没有，他复问我是不是遭受过对方的拒绝，我说没有。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觉得我要是回答是那就不是一个罪犯了。然后他自己发挥，讲出一通弗洛伊德、荣格、自卑型人格、皇帝女儿、丑陋的情欲之类的东西。看得出为这演说，他已准备了一堆格言，想急切引用出来，同时又想发言像瀑布般通畅，因此数度梗阻，需要看一眼笔记本。但每次梗阻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咆哮。他终于说完时，也像大病初愈般，毫无元气地躺在椅子上。
应检察官的强烈要求，我的婶子最终还是出庭了。她走进来时，刚走几步腿就硬了，迈不动，好像她才是受审人。好不容易走到证人席，她便低下头，脑门渗出一层亮晶晶的汗。检察官请她复述案发现场的情形，她哆哆嗦嗦说了。她现在明明是害怕法庭这样的场合，大家听她讲时，却觉得她仍然在害怕当时看见的。
检察官问：“辩护人说是因为你的歧视才导致凶案。你承认么？”婶子那巨象般的身躯便发生要命的震颤（就像大厦将倾）。“不是。”她就这样背叛了律师和妈妈对她的苦苦游说。
“到底是不是？”
“不关我的事。”
“那你有没有歧视你的侄子？”
“不能说是歧视。”
“那是什么？”
“他们也要讲点良心，他妈妈将他委托给我，我当然有责任好好带。为了不影响他高考复习，我自己都搬出去住了。他在这里还长了十斤肉。你问他自己是不是。”
我的律师正准备起来发言，我举手了。审判长示意我说，我便说：“婶子，我只想问你，你的玉佛哪里来的？”
“什么玉佛？”
“粘在保险柜底下的玉佛。”
“那不是什么玉佛。”
“那是。你和叔叔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礼啊？”
这个女人目瞪口呆，猛然像演戏一样挥舞着双手向地上瘫软下去，几个人冲过来将她抬出去。我心想现在没有谁比她更心疼的了。我把这话说出来，她就不敢提出赔偿了，即使有赔偿，那赔偿的价钱也和她自己拿出去卖不一样。也许我妈妈早赔给她了。不过没关系，我现在也总算让她得到她应得的。
随后出庭的是邻居何老头儿。他大概很久没有到过这种大场合，整个人跃跃欲试。事情本只有五分，他添油加醋地讲，便有十分。他讲完自己看到的现场，又胡诌出我平时干了很多坏事，“可以说坏事都被他干完了。”他说完抿着嘴唇，以一种政府的态度蔑视着我，而我觉得他不过是一堆腐臭。我说：“你打了我。”
“我没有。”
“你打过我。你掐着我的脖子，一直骂我，还打了我一耳光。你摧残了我的心灵。”
“胡说。”
“你打了就是打了。”我觉得很好玩。他果然找不到说理处，握紧拳头。我接着说：“你的狗死了吗？”他猛然一惊。“是我下的鼠药。”我说完，老头儿脑门充血，嘴里大骂：“你他妈还是人不是人，连条狗都不放过。”我的律师连续叹气，也许他觉得我太幼稚，而检察官则面露微笑。没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一个杀人犯的凶残成性的了。
此后民警出庭，他强调不少江湖大佬被抓到时都瘫软了，而且要求见父母妻儿，唯有我神情冷漠、若无其事，“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要求吃一口麦当劳。”
“是肯德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