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阁楼的房子（一个画家的故事）

一

这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某省某县一个叫别洛库罗夫的地主的庄园里。这是一个年轻人，早晨起得很早，穿一件腰部带褶的男上衣，每天傍晚都要喝啤酒，并老向我诉苦说，从没有人同情过他。他住在花园中的一个小厢房里，我住在地主老房子里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里除一张宽大的长沙发和一张桌子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我就在长沙发上睡觉，在桌子上玩牌阵。那里的一个古老的阿摩司㊟式的炉子，即使是在晴天也总是嗡嗡作响，而在大雷雨的天气里，则响得整个房子都颤动起来，好像就要爆裂，成为碎片了，尤其是在晚上，当那十扇窗户突然被闪电照亮时，真叫吓人呢！

我生来就是闲散命，什么事情也不做。一连几个钟头我都从自己的窗户里往外望着天空，瞧着鸟雀，瞧着林荫道，或者是阅读邮递员给我捎来的所有报刊信件，要不就是睡觉。有时我也走出房子，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闲逛，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无意地闯进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庄园里。太阳已经落山了，正在开花的黑麦地上铺满了一片黄昏的阴影。两排栽得很密、长得很高的老罗汉松挺立着，宛如两堵严实的墙，构成一条幽暗而又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易地越过一道栅栏，沿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在覆盖了一俄寸厚的罗汉松针叶的土地上滑行着。周围一片静寂、漆黑，只是在高高的树梢上有的地方颤动着金色的亮光，蜘蛛网上闪现出道道彩虹，空气中有一股浓重得闷人的针叶气味。后来我拐进一条长长的椴树的林荫道，这里也是一样荒芜和古旧。陈年的树叶在我的脚下悲戚地发出沙沙响声。树木中间已隐藏着暮色的影子。右边的老果园里有一只金莺不大乐意似的有气无力地鸣唱着，大概也是只老鸟了。瞧，我已经走到了椴树林的尽头，穿过一所带露台和阁楼的白房子，眼前立刻豁然开朗了，地主的庭院和一个宽阔的池塘呈现在我的面前，池塘边有浴棚，有翠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庄和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钟楼上的十字架在夕阳的映照下发出亮光。顿时间，我感到有一种亲切而又十分熟悉的、令人心醉神迷的东西，仿佛觉得在孩提时就已见过这种景象。

石砌的白色大门，从院子里通到田野。在古色古香的坚实的大门上雕着狮子。大门旁边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纪大些，清秀、白皙、很漂亮，一头蓬松而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倔强的小嘴，表情严肃，做出一副并不在意我的样子；另一个则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长得清秀而白皙，有一张大嘴巴和一双大眼睛。我从旁边走过时，她惊奇地看着我，说了一句英语，有点难为情似的。我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回家去，仿佛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的一个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房子附近散步，忽然一辆带弹簧座的马车沙沙响地从草地上驶进了院子里，车里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中的一个，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她是带着捐款名册来为遭火灾的人募捐的。她没有看着我们，而是非常严肃而详细地对我们讲述了西雅诺沃村烧了多少房屋，有多少农夫农妇和孩子们无家可归，救济委员会首先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而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签了单之后，把单子收起来，便立即跟我们告别。

“彼得·彼得罗维奇，您把我们全忘了，”她对别洛库罗夫说，伸给他一只手，“您来吧，如果某先生（她说出了我的姓）想看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如何生活而光临寒舍的话，妈妈和我都会很高兴的。”

我点了点头。

她走了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便讲开了。据他说，这个姑娘上流社会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和母亲及妹妹住的田庄，和池塘对岸的村庄一样，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是三等文官。沃尔恰尼诺娃一家虽然财产丰厚，却一直住在乡下，夏天冬天从不离开。莉季娅是舍尔科夫卡村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里的一名教师，每月领取二十五卢布的薪俸。她只用这些钱开支自己的生活费，并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

“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或许我们哪一天到她们家一趟吧，她们会很高兴的。”

那是一个假日，吃过午饭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于是就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了。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以前大概是个美女，而今却肥胖而萎靡得与年龄不相称，害着哮喘病，忧郁、精神恍惚，极力与我聊绘画。她从女儿那儿得知我可能到舍尔科夫卡来，便连忙回想起她在莫斯科画展上看过的我的二三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那几幅画里想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家里的称呼，莉达，则跟别洛库罗夫比跟我谈得更多。她脸无笑容，表情严肃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去任职，为什么迄今一次地方自治会的会议都不参加。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地说，“不好，应感到害臊。”

“对，莉达说得对，”母亲附和着说，“是不好。”

“我们整个县现在是巴拉金一手遮天，”莉达转身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是参议会主席，并把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了侄儿们和女婿们，为所欲为。必须进行斗争。青年人应当结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怎么样呢？羞耻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燕尼娅在我们谈论地方自治会时没有说话。她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在家庭中她还不被认为是成年人，而是还像小姑娘一样，被称作米修斯，因为她小时候曾称呼过她的家庭女教师为MИCC㊟。她一直好奇地瞧着我。我在翻阅相册时，她便给我讲解“这是舅舅……这是教父”，并用小手指指着照片，这时她就像小孩子那样，用自己的肩膀碰碰我。我离她很近，看见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起来的胸脯，瘦小的肩膀、发辫和用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有很长时间用晚饭。在有圆柱的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之后，来到这个不大的却是舒适的房子里，墙上既没有粗俗的彩色画，大家对仆人又以“您”相称，我心里觉得很自在，又由于有莉达和米修斯在场，我感到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洋溢着一片正派的氛围。晚饭后，莉达再次跟别洛库罗夫谈论地方自治会，谈论巴拉金，谈论学校图书馆。这是一个活跃、真诚、有坚定信念的姑娘，听她说话很有趣，尽管她说得太多，声音很大，也许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已经习惯了。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却是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了把一切谈话都归为争论的习气，说起话来枯燥、乏味、冗长，总想显示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打手势的时候，袖子把调味汁碟子打翻了，弄得桌布湿了一大片，不过除了我之外，似乎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们回家时，路上一片漆黑、静寂。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没把调味汁洒在桌布上，而在于，当别人做出这件事时，你不说出来，”别洛库罗夫说，并叹了一口气，“是的，了不起，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我落在优秀人们的后面了，唉，完全落伍了！都是由于事务，事务！事务！”

他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不得不去做许多工作。我却在想：你是个多么笨拙的懒人！他一旦严肃地谈起什么事，就会紧张地拖长声音说“唉，唉，唉……”他做事也像说话一样：慢慢吞吞，拖拖拉拉，错过时机。对他的办事能力我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他到邮局寄过信，他竟把信几个星期揣在自己口袋里，忘了寄出去。

“最难受的是，”他走在我旁边时对我说，“最难受的是，你不停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二

此后我便经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去，通常都是坐在露台下一层的台阶上。我不满意自己，心里感到难受，为自己的生活惋惜。生活过得如此之快，而且没有意思。我老是在想，我的心那么难受，能把它从胸膛里掏出来就好了。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露台上有人说话了，听得见衣服的窸窣声和翻书页的声音。我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情况：白天，莉达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她常常不戴帽子，而是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晚上便大声地谈论地方自治会，谈论学校。这个清秀、漂亮、表情总是很严肃、小嘴轮廓优雅的姑娘，每次开始谈事时，都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这事您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就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画里没有表现人民的贫困生活；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如此坚定地相信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从前我在贝加尔湖边遇到过一个布里亚特姑娘，她穿着中国蓝布做的衬衣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交谈时，她轻蔑地瞅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她就讨厌跟我说话，大叫一声，疾驰而去。莉达也一样轻蔑地把我视为陌生人。表面上她没有流露出任何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感觉得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下面的台阶上，憋着一肚子气，便说，她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就是欺骗农民，而且你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还不容易嘛。

她妹妹米修斯则没有任何操心事，像我一样，过着十分悠闲的生活。她早晨起来，立即拿上一本书，坐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里，两只小脚几乎挨不到地，看起书来；或者是拿着书躲进椴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走出大门到野外去。她一整天都在看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是由于她的目光有时变得疲惫和呆板，脸色极度苍白，人们才看出来，这种阅读使她的大脑多么疲乏。每当我到这儿来，她一看见我，就有点儿脸红，搁下手里的书，活跃起来，用一双大眼睛瞧着我，讲述起这里发生的事情来，例如仆人房间里的烟囱烧着了，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等。平时她一般都穿淡颜色的衬衣和深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做果酱用的樱桃，划船。当她跳起来摘樱桃或划桨时，她那双瘦弱的胳膊就从宽大的袖口里露出来。或者我在写生时，她就站在一旁，出神地看着。

七月末的一个礼拜天，我早晨九点钟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我在花园里随便走着，离正房远一些，在采白蘑菇。这一年夏天有很多这种蘑菇，我在白蘑菇旁边做了记号，好以后跟燕尼娅一起来采。暖风习习，我看见燕尼娅和她的母亲，两人都穿着浅色的节日连衣裙，从教堂里出来，走回家去。燕尼娅用手扶着帽子，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对于我这个无牵无挂并为自己永久的悠闲寻找理由的人来说，夏天，我们庄园里这些节日般的早晨总是非常迷人的。当绿色的花园还保留着露水的潮湿，闪着阳光，显得那么幸福时，当房子附近散发出木樨和夹竹桃的香气，青年人刚从教堂回到花园里喝茶时，当他们个个都打扮得那么可爱那么高高兴兴时，当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富足、漂亮的人们在整个漫长的一天什么事情也不干时，你就会不由得希望整个一生都能这样。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漫步在花园里，准备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目标地走它一整天和整个夏季。

燕尼娅提着篮子走来了。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好像她已经知道或者预感到在花园里会找到我。我们采蘑、谈话，当她要问什么话时，就走到前面来，看着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现了奇迹，”她说，“瘸腿女人彼拉盖雅病了整整一年，所有医生和药物对她都不起作用，可是昨天一个老婆子念叨了几句，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能光在病人和老婆子那里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那么生活本身呢？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您对不能理解的东西不害怕吗？”

“不害怕。对于不能理解的现象，我是勇敢地接近它们，不屈服于它们。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认识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星星，高于自然界的一切，甚至高于不理解的、似乎是奇迹的东西。否则他就不是人，而是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燕尼娅认为，我是艺术家，所以懂得很多，而且能够正确地猜出一切不知道的东西。她希望我能把她领进永恒和美的境界，领进那个在她看来我一切都了解的最高的世界。她跟我谈论上帝，谈论永恒的生命，谈论奇迹。我也不认为我和我的想象力死后会永远泯灭。我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求证实。

我们走到房子跟前时，她忽然停住脚说：“我们的莉达是个非常好的人。不是吗？我热爱她，时刻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不过您告诉我，”燕尼娅用手指碰了一下我的袖子，“您告诉我，为什么您老跟她争论呢？您为什么要生气呢？”

燕尼娅不赞成地摇了摇头，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因为她不对。”

“这多么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莉达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在门廊旁边站着，手里拿着马鞭子，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挺拔、漂亮。她正在吩咐一个工人做什么事。她忙忙碌碌，大声说话，给二三个病人看了病，然后满脸操劳的样子，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时而打开这个柜门，时而打开那个柜门，接着又上阁楼去。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吃午饭。她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喝完汤了。所有这一切琐碎小事，不知为什么我都还记得，而且很喜欢。那整整的一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我却记得一清二楚。午饭后，燕尼娅坐在深深的圈椅里看书，我则坐在露台下一层的台阶上。我们没有说话。整个天空布满了乌云，并下起了稀疏的小雨。天气很热，风早就停了，似乎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睡眼惺忪，摇着扇子，走到露台我们这边来。

“噢，妈妈，”燕尼娅吻着她的手说，“午睡有损于你的身体。”

她们相互抚爱，然后一个走进花园，另一个站在露台上，望着树木，喊道：“喂，燕尼娅！”或者“妈妈奇卡，你在哪里？”她们总是在一起祈祷，有着共同的信仰，甚至不说话彼此也十分了解。她们对待大家也是这种态度。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对我也很快就习惯了，很要好，要是我两三天不去，她就派人来打听我是否身体不好。她看我的画稿时，也像米修斯一样，带着赞赏的口气，同样是无话不说，坦率地讲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常常还信任地把自己家里的秘密也告诉我。

她很敬重自己的大女儿。莉达从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谈正经事。她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她是一个神圣的有点神秘的人，就像水兵看待坐在船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外面下着稀疏的雨。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像有什么阴谋似的惊慌地回头看了看，压低嗓门补充一句，“这种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尽管，您知道吗，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学校、药房、书籍，这一切都很好，可是为什么要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了，应该严肃地为自己考虑考虑了。老是这些书啦，药房啦，却不知道生活正在过去……也该嫁人了。”

燕尼娅看书看得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她稍稍抬起头来，看着母亲，自言自语似的说：

“妈妈奇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接着又埋头看书。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腰部带褶的男上衣和绣花汗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就吃晚饭，吃了很长时间。莉达和母亲谈论学校和把全县捏在自己手心里的巴拉金。这天晚上，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走出来，带着漫长的、闲散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意识到，人世间的一切，无论怎么漫长，也总是要结束的。燕尼娅送我到大门口，也许是由于我和她从早到晚度过了一整天，我觉得，缺了她我会变得寂寞，而且这个可爱的全家我都感到亲近，于是在这个夏天，我头一次想到要认真作画了。

“告诉我，您为啥生活得这么无聊，这么单调？”跟别洛库罗夫一起回家时，我问他，“我的生活无聊、难受、单调，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由于嫉妒别人，不满意自己，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受尽折磨，我一直是个穷光蛋，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健康的正常人，是地主、老爷，您怎么会生活得这么没趣，向生活索取得这么少呢？您为什么，比方说，迄今没有爱上莉达或者燕尼娅呢？”

“您忘记了，我爱的是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柳波芙·伊万诺夫娜，他跟她同住在厢房里。我每天都看见，那个非常丰满的、又胖又严肃的女人，像一只养肥了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她穿一身俄式服装，戴着串珠，老是打着阳伞，仆人时而叫她吃东西，时而叫她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做别墅，就这样，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了下来，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了。她比别洛库罗夫大十岁，而且对他管束得很严，他每次要外出时，都得先得到她的准许。她经常号啕大哭，声音大得像男人的嗓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派人去告诉她，如果她再这样号叫，我就从这里搬走。于是她就不哭了。

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便坐在长沙发上，皱起眉头沉思起来，我则在大厅里踱步，内心一阵微微的激动，好像是在谈恋爱一样。我很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娃家的事。

“莉达只能爱和她一样的对医院和学校着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噢，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仅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可以像神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而米修斯呢？这个米修斯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唉，唉，唉……”拖长声音地讲起了世纪病——悲观主义。他说得很肯定，听他那口气，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住地说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离去，这时你会苦闷至极，哪怕方圆几十俄里被烧光的草原的荒凉和单调也不致引起如此的苦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人中九十九人都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是在说他，他生气了，便走了。

三

“公爵在马洛焦莫沃做客，他问候你，”莉达从什么地方回来后对母亲说并脱下了手套，“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还答应在省的会议上再次提出在马洛焦莫沃建立医疗站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您对这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愤懑。

“为什么不感兴趣呢？”我耸耸肩膀问道，“是您不想知道我的意见，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马洛焦莫沃根本不需要设医疗站。”

我的愤懑也激怒了她，她眯缝着眼睛瞧着我，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也不需要。”

她脱下手套，打开邮递员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过了片刻，她又小声地说（她显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疗站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觉得，风景画家先生们在这一点上，也该有点信念吧。”

“在这一点上我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而她却用报纸遮住脸，好像不愿意听似的。“据我看来，医疗站、学校、图书馆、药房在现今的条件下都只能为奴役服务。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锁着，您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去增加新锁链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并讥讽地微笑了一下。我却极力抓住自己的主要思想，继续说：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们、玛芙拉们、彼拉盖雅们从早到晚都在弯腰操劳，由于超强度的劳动而生病，一辈子都在为饥饿和生病的孩子们颤抖，一辈子都在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都在治病，过早地凋萎，过早地衰老，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后也是走这条老路。这样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千百万人都是只为一块面包而生活得比牲畜不如，永远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灾祸就在于，他们无暇考虑自己的灵魂，无暇想起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沉重的劳动，雪崩似的把他们通向精神活动的道路全都堵死了，而精神活动却正是人与牲畜的区别所在，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的东西。您拿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这些东西并不能把他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是相反，使他们受更大的奴役，因为您给他们生活中带来新的偏见，给他们增添了更多的需求，且不说他们为了买班蝥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自治会。所以，他们的腰就弯得更厉害了。”

“我不要跟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这我已经听见过了。只对您说一点：不能袖手旁观。不错，我们不能拯救全人类，也许我们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我们是对的。一个文化人的最崇高最神圣的任务就是为他人服务，我们想办法尽我们所能去服务。您瞧不上这个。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做事不能让人人都满意。”

“对，莉达说得对。”母亲说。

莉达在场时，母亲总是显得胆子小，一边说话，一边不安地瞅着她，生怕说出什么多余的或不合适的话来；她从来不反对她的话，总是附和着她：对，莉达说得对。

“农民识字，那些带有训导或俏皮话的书本，那些医疗所都既不能减少无知，也不能减少死亡率，就像从你们窗户里射出来的阳光不能照亮整个巨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什么也不能给他们，您这样地干预他们的生活，只能给他们造成新的需求和新的劳动理由罢了。”

“唉，我的天哪！可是我们总得做点事吧！”莉达懊丧地说，从她的语气可以听出，她认为我的意见是毫无意义的，受到她的鄙视。

“必须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让他们不要一辈子都守在炉灶旁、洗衣槽旁和田野里，而是也有时间考虑灵魂和上帝，有可能更广泛地表现他们的精神才能。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其精神活动，在于不停地寻求真理和生活意义，使大家不再去从事那种粗笨的、牲畜般的劳动，让大家感受到自身的自由。到那时您就会看到，那些书本和药房实际上是何等的可笑。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天赋，那么能使他满足的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而不是那些无聊琐事了。”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莉达冷笑着说，“这可能吗？”

“可能的。但您自己得分担他们的一份劳动。如果我们大家，城市的和农村的居民，都毫无例外地同意，所有人类用来满足生理必需而花费的劳动共同分担，可能我们每个人一天只需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够了。请设想一下，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每天只需工作三小时，剩下的就是空闲时间；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体力，更少地劳动，我们发明机器去代替人的劳动，而且我们极力地把我们的需求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不再害怕饥饿和寒冷，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彼拉盖雅们那样为孩子们的健康而发抖。请设想一下，我们不去治病，不开药房、烟厂、酒厂，那么我们最终将剩下多少空闲时间啊！我们共同把这些空闲时间都献给科学、艺术；像有时农民一起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共同去寻求真理和生活意义，那么我坚信，真理会很快被发现，人必将摆脱那种对死亡的永远折磨人、压迫人的恐惧，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可是，您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老说科学，科学，而您自己却否定识字。”

“识字，如果一个人只有可能去读小酒馆的招牌和偶尔几本看不懂的书的话，那么，这种识字在我国早在留里克㊟时代就有了，果戈理的彼特鲁什卡㊟早就会读书了，然而农村呢？留里克时代什么样，现在仍然是什么样。需要的不是识字，而是广泛地发展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还否定医学。”

“是的，医学之需要，只是为了研究作为自然现象的疾病，而不是为了治病。如果说到治病，那么要治的不是疾病，而是疾病的成因。您把主要的病因——体力劳动消除了，那么也就没有疾病了。我不承认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接着说，“科学和艺术，如果它们是真正的，那么追求的就不是暂时的、私人的目的，而是永久的、普遍的目的。它们寻求的是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灵魂，若是把科学和艺术同贫困及日常的怨恨纠缠在一起，同药房、图书馆硬拉在一起，那么它们就只会使生活复杂化，使生活变得更困难。我们有许多医师、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也多起来了，但是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诗人却完全没有。人的所有的智慧，全部的精神力量都用在满足暂时的、一时的需要上去了……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在从事紧张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生活一天天变得更舒适了，身体方面的需求也增多了，然而这离真理还很远，人也像从前一样仍旧是最凶猛最卑劣的野兽，而且从整个趋势看，人类的大多数都退化了，永远丧失了一切生活能力。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华，他的作用就越奇怪，越不可理解，因为你会发现，原来他是在为凶猛、卑劣的野兽提供消遣，在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也不需要，就让地球陷进地狱里去好了！”

“米修西卡，你出去。”莉达对妹妹说，显然，她认为我这些话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燕尼娅忧郁地瞧了瞧姐姐和母亲，走出去了。

“有些人为了替自己的冷漠进行辩解，通常都会说类似的漂亮话的，”莉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治病和教书要容易得多。”

“对，莉达说得对。”母亲附和着说。

“您威胁说，您不打算工作，”莉达继续说，“显然，您对您的工作评价很高。我们就别争论了，我们永远也争论不完的，因为我认为，您刚才鄙视的那些最不完善的图书馆和药房也要高于世界上的一切风景画。”说完她立即转过脸去对着母亲，用全然是另一种语调说，“公爵比在我们家时瘦多了，变化很厉害。他们要把他送到维希㊟去。”

她之所以对母亲谈公爵，是为了不跟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激动，她像近视眼一样，弯下腰凑近桌子，装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待着，人家已经不愉快，我便告辞回家了。

四

外面一片静寂。池塘那边的村子已经入睡了，一点灯火也没有，只是在池塘的水面上映出淡淡的白光。燕尼娅在雕有狮子的大门旁边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等在那里，是为了送我。

“村子里大家都睡了，”我对她说，极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看见她一双悲伤的黑眼睛正急切地瞧着我，“酒馆老板和偷马贼也安稳地睡了，而我们这些正派人却在相互生气，相互争吵。”

这是一个忧郁的八月的夜晚，其所以忧郁，是因为已经有秋天的气息了。月亮正从深红色的云雾里钻出来，微弱地照亮了道路和两旁黑黝黝的秋播地。常常有流星落下来。燕尼娅跟我并排地在路上走着，极力不去看天空，免得看见陨落的星星，不知为什么，她害怕这些流星。

“我觉得，您是对的，”她说，由于夜间有潮气，她打着寒战，“如果所有的人都协同一致地献身精神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一切。”

“当然，我们是最高级的生物，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并且只为最高目标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变得跟神仙一样。不过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人类在退化，天才则连影子也不会留下。”

当我们已看不见大门的时候，燕尼娅停住了脚步，匆匆地握一下我的手：

“晚安，”她颤抖着小声说，由于她肩上只披着一件衬衫，冷得缩着身子，“请您明天来吧。”

一想到剩下独自一个人，我就感到害怕；我生自己的气，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别人。我也极力不去看那些陨落的星星。

“再跟我待一会儿吧，”我说，“求您了。”

我喜欢燕尼娅。也许，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来接我和送我，是因为她温柔地望着我并且赞赏我。她的苍白的脸蛋儿、清秀的脖颈、纤细的胳膊，她的柔弱、闲逸和书本，都是何等的美丽动人！而智慧呢？我还不敢说她有超群的智慧，不过她的开阔的视野令我叹赏；也许她的想法跟严肃而又美丽的莉达不一样，莉达不喜欢我；燕尼娅喜欢我，因为我是画家，是我的才能赢得了她的心，我也强烈地希望只为她一人作画。我幻想她是我的小皇后，她将和我一起去统治那些树木、原野、云雾、彩霞，去统治这个奇妙而迷人的大自然，不过，在其中我却一直感到自己绝望的孤单和不中用。

“再待一会儿吧，”我央求道，“我求您了。”

我脱下我的大衣，披在她颤抖着的肩膀上。她怕穿上男人的大衣显得可笑和难看，便笑起来把大衣扔掉。就在这时，我拥抱了她，并在她的脸上、肩上、手上不停地吻起来。

“明天见！”她小声地说，并小心地、好像害怕惊动了夜间的静寂似的拥抱了我。“我们家里彼此没有什么秘密，我得立即把一切告诉妈妈和姐姐……这很可怕！妈妈倒没有什么，她喜欢您，可是莉达！”

她往大门口跑去。

“再见！”她大声喊道。

后来有两分钟我都听见她在跑。我不想回家，而且也没有必要回去。我站着沉思了片刻，并默默地往回走，想再看看她住的房子，那可爱的、朴素的旧式房子，阁楼上的窗户像眼睛一样在瞧着我，好像什么都了解似的。我穿过露台，摸着黑，在网球场旁边老榆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来，从这里望着那房子。米修斯住的阁楼的窗户放出了亮光，然后变成柔和的绿色的光，那是灯上罩上了灯罩。影子在游动……我感到全身充满柔情、宁静和满足，满意自己竟会发生爱情，竟会爱人，与此同时又感到不舒服，因为想到这时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在同一房子的一个房间里住着莉达，而她不喜欢我，甚至还恨我。我坐着并一直等着，不知燕尼娅是否会出来。我仔细地听着，觉得阁楼上好像有人在说话。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绿色的灯光熄灭了，影子也不见了。月亮已高高地挂在房子的上空，照亮了已经入睡的花园和小路。房子前面的花坛里，大丽花和玫瑰可以看得很清楚，仿佛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我离开花园，拾起路上的大衣，不急不忙地走回家去。

第二天午饭后，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时，通向花园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下来，等着燕尼娅，认为她很快就会从广场上的花坛后面，或从一条林荫道上出现，要不就会听见从房间里传出来的她的声音。后来我穿过客厅，又来到饭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厅出来，穿过很长的走廊，来到前厅，然后又退回去。这里的走廊有几个门，其中的一个门里传来了莉达的话音。

“上帝……给某地的乌鸦……”她大声地说着，并拖长声音，好像在教人默写，“上帝给某地的乌鸦一小块奶酪……谁在那边？”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后，忽然喊道。

“这是我。”

“哦，对不起，我不能马上出来见您，我在给达霞上课。”

“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她跟我妹妹今天一早就到平扎省我姨妈家去了。而冬天，她们大概要出国……”她沉吟一下，又接着说：“上帝……给某地的乌鸦一小块奶酪……写好了吗？”

我走进前厅，什么也没有想，站着，朝池塘和村子望了望，又听到下面的声音：

“一小块奶酪……上帝给某地的乌鸦一小块奶酪……”

于是我沿着第一次到这里来的道路，只是方向相反的离开了庄园：先从院子走进花园，经过房子，然后顺着椴树的林荫道走去……这时一个孩子追上了我，交给我一张字条：“我把一切告诉了姐姐，她要求我离开您，”我读字条，“我不能不服从她而让她伤心。让上帝赐予您幸福，原谅我吧。但愿您知道我和妈妈哭得多么伤心！”

然后是漆黑的杉树的林荫道、倒塌了的篱笆……田野上，当时是黑麦开花，鹌鹑啼鸣，如今却是母牛和加了羁绊的马在游荡。小丘上有些地方已长出绿油油的秋播作物的幼苗。清醒的、平常的心情又控制了我，于是我不由得为自己在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说的那些话而感到害臊，并像从前一样觉得生活无聊。回到家里，我便收拾行装，当天晚上就回彼得堡去了。

后来再也没有见到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不久前，有一次我到克里米亚去，在车厢里碰见了别洛库罗夫。他还像从前那样，穿着腰部带褶的男上衣和绣花衬衫。当我问到他的健康时，他回答说：“托您的福。”我们攀谈起来。他已把自己的田庄卖了，买了另一处小一点的，写在柳波芙·伊万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的情况，他说得不多。据他说，莉达还像从前那样住在舍尔科夫卡，并在学校里教孩子读书。她逐渐地在自己的周围集合了一群同情她的人，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派别，最近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中，使迄今仍把全县捏在自己手中的巴拉金“落选”了。关于燕尼娅，别洛库罗夫只说，她不住在家里，不知道在哪儿。

我已经开始淡忘这个带阁楼的房子了，只有在作画或者看书时，才偶尔无缘无故地想起那窗户里的绿色灯光，抑或想起我那天晚上坠入情网、冷得搓着手回家时田野里发出的脚步声。至于我受到孤独的折磨而感到苦恼，从而模糊地想起往事——这种情况就更少了。不知为什么我逐渐地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着我，我们将来还会见面……

米修斯，你在哪儿呢？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