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21

不，我没想到要打911。我在证人席接受质询时我承认了这一点。当时的我根本没想到要用手机打电话，或者回家找我爸妈，或者骑着车进城；我也根本没想到如何才能更快地在路上吸引他人停下，或者去国家森林野营地的信息站寻求帮助。我说：我并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计划的东西；我说：我不太清楚当时我在想什么。我当庭表示，那天早上我告诉帕特拉我要去买泰勒诺后，便穿上鞋，出了门，其他的什么也没做。

但庭上的我没有说的是，我从门廊回头看，帕特拉正在用嘴型对我说着什么，模样很奇怪，像是在不出声音地大吼着；她的整张脸因为要说清每个词而扭曲。她说的是：谢谢；说的是：帮帮我们，请帮帮我们。那时的她觉得我能理解她吗？我记得当时我轻轻地关上门，倾耳听着是否有门闩的声音。在经过一系列小却不可逆转的选择之后，在经历了这么多、累积了这么多对她很重要的回忆之后，那时的她觉得我会为她做她自己做不到的事吗？我还记得当时的我松开球形把手，侧眼看向那个炎热的早晨；记得我搬起树林里的石头，找到潮湿了的筒状纸币，然后瞬间冲刺跑开。夏日骄阳高高地挂在空中，一丝风都没有，亦无一只鸟、一片云；绿色爬满高速公路两边高高的墙上。

我并不记得自己有累的感觉，但我确实记得自己的胸腔开始燃烧——彼时正好有一架直升机从我头顶俯冲下来。那是众多森林服务直升机中的一架，它被漆成明亮的红色，机内配有蓄水池和水桶。它掠过树林中最高的枝丫，我在高速公路中间停下，抬头望了它一会。当时我心想着，哪里着火了吗？但这段停留也就是很短的时间，因为直升机的轰鸣除去了我所有想法；它掀起的风策着我几缕松散的头发，T恤泛起涟漪，像是有鬼魂穿过。直升机一离开，我便继续向前行。我的心脏扔扑通扑通剧烈地跳着，但我的四肢已失掉了一些紧迫感。再次回到室外变得容易了很多——在树林里，在阳光下。我的T恤又贴回自己汗湿了的皮肤上，顿时我感觉自己轻盈了很多。我已经冷静下来了。

我要在此声明一点，现在我看到的这片树林已经不是我童年中的树林了。在我还年幼的时候，镜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沼泽湖；干旱年间，香蒲霸占了整片湖滨，湖面上的睡莲叶子厚厚一层，倒像是一片陆地了；多雨之年，湖水会漫出湖岸，我们甚至得把木舟停在木屋台阶上。如今，屋主协会拓宽了镜湖和密尔湖间的河道，保证水位常年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如今的湖滨坐落着十二家夏日私屋——或许称其为迷你小木屋比原木房子更合适——各家都有自己的天窗、各样的前廊及停在岸边的浮筒船。到了夏天，这里就变成了城郊。湖岸上的松树大部分都被砍掉以打造日光浴广场和花坛。湖里挤满了“骑马”的小孩和套着黑色内胎、跟在汽艇后面跳跃着的叛逆少女；坐在舱房汽艇里的爸爸们则躲在湖入口和海湾处，期待着灰白色玻璃梭鲈的出现。

木屋最终得到了修复。有时候，我会陪我妈一起坐在屋外，这时我便会试着回忆小时候的树林的模样。我很惆怅，但我更能认清现实。这对我来说并非不可思议：正如看到的那样，我已不再年轻，也没什么我能继续独占的东西了。岁月脚步不曾停歇，树林随之铺展，随之茂盛，随之干枯，这种持续的变化所隐含的意义有所泄露，也有所保留——是的，生命的奥秘，但这种奥秘并非是单纯由变化在控制运作的，树林为其踪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遮掩。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曾走下湖滨，用好多硬币大小的蟾蜍装满咖啡罐子，我管它们叫“动物园的动物们”。我妈希望我在睡觉前祷告，因此每晚我都会念着相同的祷告词：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的妈妈、爸爸、“亚伯”、“医生”、“贾斯伯”、“静静”以及其它“动物园的动物们”，让他们不要太无聊，也不要太孤独。“不要太”是我的口头禅。我真的很想养那些蟾蜍，我很喜欢它们的脸——尤其是长在头顶上的眼睛——但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养它们合适。几夜之后，我内心的歉疚感不断增强，最终我跑到桤木丛里把蟾蜍们放生了。它们用自己小小的腿用力地蹦跳着，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树林的力量，它惩戒着我、纠正着我，并以一贯的姿态冲我说道：看到了吗？

我走进市里时会一次经过这些：先是那个立在路边的熟悉的喷漆标志，上面写着“酒精和汽油”。几年来，“共党”卡特琳娜一直在经营着那家老店，以折扣价出售鱼饵和啤酒，顺便卖点伏特加和汽油。卡特琳娜在我眼里一直是五十岁的样子。她是爱荷华州捷克人的后代，长着一对像蟾蜍似的肿眼泡，曾卖给我爸两捆被风吹下来的木头、卖给我妈用耳环改造的手工鱼饵。后来我长大了一点，我发现她其实是在同情我们。一次，她要把原属于她侄女的一双阿迪达斯棒球鞋送给我，我开始不要，她便说道：“哎呀，琳达，快拿着。一个高年级学生是不会穿登山靴去上学的。明白吗？收下吧！”那天我直接穿走了，那是我那几年穿过的最好的鞋。

我知道她在架子上放了几盒急救绷带，包装盒已经落满了灰尘；大概还有一到两瓶泰勒诺，但在那个炎热的周一早上，我径直无视了汽油店——我害怕卡特琳娜被啃过的圆鼓鼓的指甲和油腻的同情会把我也感染成她那副一身臭汗的样子。

然后我经过了当地人只会偶尔遵守的停车标志，接着是三家酒吧、三间教堂。周一早上，这六栋建筑都闭门谢客——酒吧在路的一侧，教堂则在另一侧。草地上立着“妇女之家”的木质十字架，旁边是几个倒立着的空瓶；周日公报被风吹到“兔子和狐狸”店家的钢丝网围栏上，每张公报上面写的都是：欢迎各位来到上帝之家。

接着是室内溜冰场——外形做成贝壳的模样，护墙板是铝制的，房顶则是用沥青铺设而成。这可谓是当时市里最大的建筑物了。夏季工作日里，这里会塞满争抢使用时间的花样滑冰选手和曲棍球队员。当时我经过溜冰场的时候，赞博尼磨冰机正在室外追赶着那些男孩，他们穿着溜冰装备在停车场步履蹒跚地跑着。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女孩子刻薄的对象，而女孩们只希望成为刨冰的俘虏。

走过溜冰场便是市中心商铺，那里的店面都是在上个世纪伐木热潮时期搭建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上，剥落的砖块诉说着它们的历史。银行、鱼饵渔具店、硬件店。老婆婆和老兵已经走进餐厅吃午饭了——白面包三明治和糙米粥。从建筑的向阳面看出去，街灯上竖着的三条手绘梭鱼正在摇头摆尾。再向河流走近一些，我便能看到烧焦的旧木材厂。如今它已被过分茂盛的夏日树丛和野草遮住了，你甚至看不见它。沿着主干道走，靠近州际公路的地方便是松树小径商业区。再向东走二十一英里，便是怀特伍德；继续走一百二十英里，便到了德卢斯。然后是升降桥、抛锚式高船、苏必利尔湖——我一边用手指摩挲着兜里四枚脏兮兮的硬币，一边快速走过松树小径商业区的商铺；我的脑中飞快闪过这些地点，甚至生出一种憧憬的感觉：苏必利尔湖，面积3.1万平方英里，常年4摄氏度——埃德蒙德·费兹杰罗号和它运载的大量铁燧岩静静地沉在湖底，未被修复的船体挂着橙色救生衣埋在泥沙之中。

药店正位于沿路商业街上。我推开门走进去。

凉爽的空调让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架子上所有的货物——包装难辨认的维他命、止咳糖浆——摸起来都冰冰的。进门的时候我肯定是出了一身汗，因为一两分钟之后，我的手指上便出现了一些白点，我不得不用力扭动它们以促进血液循环。药店的后方，一位穿着人字拖和游泳裤的黢黑大叔正试着从一个初学走路的幼儿嘴里把扫把柄拽出来。

他成功了。他把宝宝的手举到空中，冲我点了点头，像是在支持我一样。

“需要什么吗？”一个女孩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正是那个溜冰选手莎拉。她穿着绿色的工作服，嘴里咬着的红色吸管插在从隔壁弗罗斯提专卖店里买来的啤酒里。

我讶异到忘记了回应。这不是夏天吗？夏天的莎拉难道不应该每天都在练溜冰吗？距离奥运会不就只剩一年了吗？

然后我又想起来，去年春天五大湖上游区域赛的时候，她的两周半跳已经枯竭了。每次她跳到空中，人们都说她脸上布满一种决定自杀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她要从暗礁上投海自尽了似的，很是恐怖。

“你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吗？”她咬着她的吸管，走近了问道。药店后方的小宝宝发出嘎嘎嘎的笑声。

“没有。”

我和莎拉之间的距离很近，但我专心地扫视着保健营养品货柜上的瓶子。有一种叫人类健康的药物声称能闭合毛孔；一种叫IGGY的复合维生素是可以通过点眼药器挤进鼻子里使用的。我没有看到泰勒诺，只有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上面写着用来稀释血液——防治发烧、中风、流产、疼痛和潜在癌症（“有可靠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

莎拉问道：“你来例假了？”

“不是。”

“宿醉？”

“没有。”

她看着我认真阅读着复合维他命包装背面的杂乱文字。“你贫血？”她再次吮吸着吸管，但眼睛从未从我身上离开，“你是营养不良还是怎么了？”

“我头疼。是——”我的大脑飞速搜寻着合适的词汇，“偏头疼。”

“你跌倒了吗？”她放低了声音又问道，“还是被人打了？”

“我是说，胃疼，可能还有发烧。”

她后退了一步：“发烧？你最好叫罗德医生给你看看。”

“罗？”

“后面还有个‘德’字。”

我正要就这个问题跟莎拉争论一番，后方传来一阵宝宝的哭闹声，那个声音里有种东西让我向前一步轻握了一下莎拉的手腕：“可能是高烧。有什么药是治高烧的吗？”

我真的很少碰她，我发誓当时我看到她的胳膊颤抖了一下。她眯起了自己乌黑的双眼：“噢天啊，你该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吧？我还要上晚班呢！我要工作到很晚！离我远一点，别靠那么近。我认真的。”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我的病没那么重。”

她优雅地拖着滑冰似的步伐，把背抵在放着的卫生棉条的墙上：“别靠近我，好吗？去拿你需要的东西然后放到柜台上就行。”

我不知所措地抓起一瓶标价3.99美元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后放进购物篮里。然后我一时冲动又拿了棒棒糖、一袋子热带彩虹糖和一盒原子火球糖。我把这些东西放到收银机旁的柜台上，莎拉走过来帮我结账的时候显示以手势示意我向后退，然后找来一双绿色园艺手套，手套上的标签甚至都没来得及取下便套到手上，以抓取每一样东西。最后的金额为5.39美元，我把一张沾满土的十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上面全是污泥和苔藓，四个角还是皱的——莎拉闭上了眼睛，那模样像是她最深的恐惧终于成真——那钞票上挂着的泥正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似的。她对我说，拿上东西赶紧走，她会为我付钱。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药店后方的学步幼童把定型胸罩放在嘴上，像个强盗似的。他冲我招了招手。

一回到大街上，炎热便几乎将我击倒。我的步速几乎算是在山上漫步了；我吮着棒棒糖，面朝高中校园走上坡路，又吃着彩虹糖，面朝初中校园走下坡路。我走过市政厅两次、三次，心里期盼着有人会停下来问我为什么在台阶上游荡。我在路边石上坐了一分钟，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一个老式打火机，它一副想被我的指尖碰触的模样，我便用它把我另一根棒棒糖点着，它缓慢地燃烧着，冒着烟，在人行道上滴下红色的粘稠汤汁。

没人上前阻止我纵火或者闲晃，我便踩灭了流着汤汁的棒棒糖，走进了硬件商店。我突然想到我有可能在那里看到我爸。他有时候会来这里买小五金和钓渔线，但那时候店里只有店主凌先生，正扣着一顶地鼠队的帽子假寐。

然后我去了杂货店，那里除了正在柜台读报的霍宁先生外并无别人，我进门的时候他连头也不抬一下。奇怪的是，我走进或走出的时候，门并不发出一丝声音——每次它都会抓住一捧空气给自己缓冲的余地，且门也不会完全关上。我又把头探进餐厅里，但我的老上司桑塔·安娜去度假了，去多伦多参加劳雷尔与哈代节，她妹妹替她看店。“她大概一个周左右后就回来。”她妹妹边说着，边把挡在眼前的长刘海撩开，为一位正在玩字谜拼图的老太太倒咖啡。

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走，我便看见“统一精神”的大门敞开着。我走进去，以为能见到我那会议繁多的妈妈，至少我能看见班森牧师在办公室里逗弄兔子，或是看到秘书在多功能厅的后方叠周日公告。但现在，那里似乎一个人都没有。教堂里的木质条凳让我看不到圣坛。我在迷宫般的长凳间弯弯曲曲地走着，当我吃着原子火球糖抵达圣坛时，我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我觉得我的嘴巴火辣辣的疼，糖果碎片给人一种细微的如针扎似的痛感。

那时距离我们离开德卢斯已经有二十四个小时了；我后来了解到，那时距离保罗陷入昏迷还有一小时，距离其心脏停搏还有五小时。

我知道自己的信仰残破不堪，只是一种一无是处的迷信罢了。但当我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仍不由自主地想：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的妈妈、爸爸、“亚伯”、“医生”、“贾斯伯”、“静静”以及其它“动物园的动物们”，让他们不要太无聊，也不要太孤独。“不要太”，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祷告词。原子火球糖的灼热充斥着我的口腔——似乎一边膨胀，一边拍打着我的舌头，扩大着我体内每一寸能被灼伤的空间——我想起了帕特拉，这一次是故意的，我任由自己的思绪一点一点回到帕特拉身上。我想起了帕特拉满嘴松饼的模样，想象她到医院诞下保罗的场景、回忆着她在我的腿上拍打出自己心跳节奏的样子……想到这些，我几乎相信自己买阿司匹林和小题大做的行为是能够让她开心的。糖果灼烧着我的嘴，我不由得流下眼泪，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解脱感。我只是做了帕特拉让我做的，并未做多余的事，这让我感觉自己十分英勇，即使其实我做的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我走上圣坛的功德箱，把肮脏的十美元钞票投了进去。最后一刻，我转念一想，把帕特拉的发带取下来也留在那里，毕竟我知道，它带来的疼痛如此深刻，一时半会儿是消散不了的。

然后我便拐七拐八地从长椅之间走了出去，走上返回的路。

我童年记忆中的树林是这样的。每一棵树，甚至是多年前由森林服务站种下的严格成排的松树，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一棵会在炎热的天气里冒着泡地渗出汁液，另一棵则是被砍掉了树枝，树干上留下的疤痕像是土地神的脸。树林是放空的温床，只要走马观花便好。我喜欢将目光落在细节上——嫩枝、松针、路毙的动物尸体及其流到沥青路上的肠子——看起来像是溢出的行李似的。树林里总有些我知道的东西，但也总是有些我从未见到过的东西，比如在路肩上和啮龟抢快餐袋子的乌鸦；或者我的手腕上不知从哪跑出来一只木蚁，拖着一只绿色的小毛虫得意扬扬地往我的胳膊上爬，像是获得什么嘉奖似的。

这一幕也很惊人。在往加德纳家走的路上，一辆车经过我身旁；向前又走了大约一百英尺又停了下来向后倒。那时候的太阳已经低了很多。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带着白色遮阳帽的女士，她伸着脖子看着我，但最后是那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摇下车窗跟我说话。车后座坐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正好奇地向外看。

“嘿，”那男人说道，“一切还好吗？”

车的牌照显示他们来自伊利诺伊，林肯的故乡。

我继续向前走。

这是一辆旅行车，车顶绑着一艘独木舟。它在我身边亦步亦趋，像是一条你摆脱不掉的狗狗。

那个男人的眉毛很是浓密。“我们并不想吓你，”他说道，“当然，你这么谨慎是正确的。但我觉得——”

车轮压到了一根掉落的树枝，后者迟缓而大声地断裂了。

男人接着说道：“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我想你可以搭便车走。你要去哪儿，需要搭车吗？地图显示向这个方向走五十英里内都是树林，除了湖泊就是树。”他把地图伸出车窗给我看，就好像我对此一无所知、第一次来到这里似的。

但他如此认真地端详着我的脸。

“好吧，”我终于开口说道。傍晚迫近，我的手里还握着那瓶阿司匹林，我的心里则是药品业已送达的镇静。“我要去的地方并不远。”我向他们保证。

我坐进车后座，那两个穿着T恤衫和短裤的小孩帮我扣上安全带。

我得为他们指路；到通往镜湖的岔道口我要提醒他们“减速”，还得在通往加德纳家的阴暗的狭窄小路上为其指明方向。这位戴着遮阳帽的女士是一名出色的司机，即便是碎石路她也能轻松驾驭。一棵棵树阴沉地从我们身边掠过，树枝在车窗上划出蓝绿色的印记。我心里不禁好奇自己能指挥这位女士开多久的车——我能看得出来，她对我极为信任；我相信，不论我指向的是通往偏远森林地带的路还是有车辙的路，不管有多远，她都会去。我发现自己很享受这种想法，这像是一种背叛，虽然我并不确定背叛了什么。于是我让这位细心的女性继续向前开，并试着提醒她小心颠簸与潜在的危险。“有时候路中间会有一只鹿，但你很难看见它。如果你是在黄昏时分开车，那你一定要小心，这一点一定要放在心上。这里没有街灯之类的东西。”

女人透过后视镜给了我一个浅浅的微笑，像是在说：我知道了。

男人开始聊天，但他不像利奥爱摆事实讲道理，也不像我爸只会说棒球、天气和鱼。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回家”——我猜这对他来说应该是正确答案，因为此后他并未继续这个话题，而是开始讲他们在绿松石湖畔的野营地。

“你去过那儿吗？”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去了一百万次了。”

“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了想：“北边的湖滨有秃鹰的巢。”

那个小女孩一脸认真地说道：“太酷了。”她拿出一个笔记本把这一条写了下来：鹰巢。那页纸的顶部写着“计划”，旁边则写着“回忆”。在这一栏下写着：路边躺着一只死鹿。一个看起来像男孩的女孩。她不会系安“荃”带。

“是‘安全’。”我告诉她道。

她用橡皮把那个字擦掉，把正确的字写上。

那位坐在前面的父亲说：“若能看见秃鹰还真好呢。”

母亲接过话茬：“我们见过老鹰，但没怎么见过秃鹰。能看见的话还真是不错。”

我差点告诉他们：保罗情况不妙。

我差点说出这句话：我觉得我需要帮助。

但我没有。我知道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会帮我，但我并不希望看到只穿着T恤、露着底裤的帕特拉在前门处斜看他们，也不希望看着利奥用一个汗涔涔的握手将那位父亲赶走；我并不希望看到帕特拉被利奥斥道别出声并被推回里屋，也不想看着利奥一边解释如何回到高速公路，一边整理自己的衬衣下摆，向他们眨着他充血的眼睛。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让那位戴着遮阳帽的女士进了屋，如果我引导她走过利奥，走进保罗的房间，珍妮特和欧罗拉便永久地谢幕了，一切有意义的也都随之消殒了。于是我引导那名女士绕湖走了远道，沿着那条几乎没用过的单车道伐木路走，两侧的灌木和杨树苗杂芜一片。我让她把车开上运船通道抵达湖滨，然后又原路折返。她在开车的时候会透过后视镜仔细地观察着我，一会儿看看路，一会儿看看我；但我并不回应她的目光，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

我旁边的男孩伸出手来摸保罗的阿司匹林药瓶：“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我头疼，买了点药。”我说道。

虽然我的头疼已经好了。

车行得很慢，树林里也十分晦暗，看起来倒像是树而不是车在移动似的。它们机械地划过车窗，车看起来脆弱而踌躇。

加德纳的小屋终于出现在眼前。车驶进车道，前方的树荫消失了，白猫趴在窗户边向外窥视着。

“噢！”女人惊叫道，声音里的释然直率而明显——原来真是有目的地的。她摇下车窗想要仔细看看周遭。“这小房子好美啊！竟然藏在这里。”

我看到小姑娘在旁边写下：木房。

然后又认真地写下：在树林深处。

某一刻——就在夏日结束后不久——这片树林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让我在这里解释一下：镜湖东岸的二十英亩地在被双城的开发商细分再细分之前，两面湖之间的河道被拓宽之前，山杨和松树被砍净、新的房屋被建起之前，我便有这种感觉了。这些都不是我意所指的事。我还记得在我十年级快开学的时候，眼看着风剧烈晃动着树枝；当时我便想，地球公转引发四季变换，季节变换使得风吹树枝不可避免，而我看到的就是这一连锁反应的末端。我抬头看向叶子，几粒电子从另一个距离并不远（本身也并不壮观）的星球远道而来，转化成二氧化碳进入黄绿色叶子中。那个秋天，“亚伯”去世了，我在松树下为它挖了个墓，不由得开始思考：如果宇宙中除地球外，其他空间里都并不存在人类、类人、细胞或任何生命形态，那么事情会怎样发展，宇航员们所追寻的可能就变成了偏执，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差异顶多细如发丝。可能有些离题了，我们说回正题。我们将望远镜指向太空，期望看到我们自己，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反馈回来的化学物质。但我想这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无聊。“亚伯”去世、利奥和帕特拉离开后，再没什么能解决我的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