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比利这星期早早地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发现周五是阿特里的生日。阿特里起初是比利的律师，后来比利又把他推荐给我。我洗车时车掉进一个洞里，然后给比利打电话，阿特里就成了我的律师。阿特里在办公室里给我免费的五分钟时间，让我明白小额索赔法庭是最好的选择。比利提到我们应该在阿特里生日这天请他吃午餐。我跟他说：“吃午饭时我们跟阿特里做点什么呢？”他说我们会有想法的。我一心想找个失业的芭蕾舞女演员拿着聚酯薄膜气球冲进餐厅，比利却说不用，我们会有想法的。他挑了一家餐厅，周五我们仨在那儿碰面，坐下的时候我俩还在考虑。因为大家都有点拘谨，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喝点酒。接着阿特里讲了一个他表弟的故事，他表弟中奖得到一条金鱼，放在喝白兰地的大肚酒杯里，因为他太喜欢它了，就出门买了一个鱼缸，可是后来，他又觉得金鱼在鱼缸里不大快乐。阿特里告诉他表弟，是白兰地酒杯把金鱼放大了，所以它看起来很开心，但他表弟不信，于是那天晚上他喝了几杯酒，决定把白兰地酒杯沉进鱼缸。他挖开几颗卵石，把它们堆在酒杯底座上，稳住酒杯。鱼儿终于在沉没的酒杯上方一圈一圈地游起来，心满意足的样子，跟泡在露天热水浴盆里的人如出一辙，他们挨着喷水口握着手坐在里面。
侍者过来介绍特色菜，比利和我开始微笑，目光移向别处，因为我们知道是阿特里的生日，很快就必须做点什么了。如果我们早点知道金鱼的故事，就可以买一条金鱼作为搞笑礼物。侍者可能以为我们在笑他，为此怀恨在心；他不得不站在那里说“多种做法小牛排”，或是其他什么特色菜，而他真正想要的是成为《周末夜狂热》里面的约翰·特拉沃尔塔㊟。他也有适合跳舞的骨盆。
比利吃虾的时候说：“上次我去看我父母，他们正在开新年前夜晚会，有个女人喝醉了，把我父亲的鞋袜脱掉，给他涂了脚指甲。”听到这儿我笑出声来，侍者正撤掉我的盘子，他看着我，好像我也可以被撤换似的。“还没完，笑点不在这儿！”比利说。阿特里以警察指挥交通的姿势将手竖起，比利握拳，击中他的手。然后他说：“笑点是，一周以后我父亲吃早饭的时候读着报纸，我母亲说：‘我去找点洗甲水，帮你弄弄指甲？’我父亲说：‘不要。’她真怕干这事儿！”
“我有个如此幸福的童年。”我说，“我们夏天总是租一栋海边别墅，我父母把我们——我姐姐跟我——的婴儿鞋各拿一只晒成深色。我父母经常在客厅里跳舞。我父亲说只有一种情况下他会去买电视，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大收音机，结果他们终于买了一台，他看着电视，我母亲进屋，他就站起来把她搂进怀中，然后开始哼歌跳舞。他们跳舞的时候，电视上的凯特·史密斯㊟在说话，或者别的什么，或是盖尔·斯托姆㊟在发她那个‘我的小玛吉’的怪声。”
阿特里眯起眼睛，紧靠着餐桌。“好啦，好啦，好啦——两个有钱人每天做点什么？”他轻声说。就在那时比利吻了我，搞得我们看起来好像一整天都在做爱似的，其实跟真实情况差得不能再远。我内心深处觉得这可能是比利故作姿态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想好庆祝生日的点子了。侍者在开一瓶香槟，我猜是比利要的。关于比利的前妻我知道得很少，一是她极爱喝香槟，二是她以前住在艾拉丁。她父亲是个大酒鬼，有一次他把她母亲扔出了窗户。她回到他身边去了，但那是她把他送上法庭以后的事。
“我跟你们说点事。”阿特里说，“我把我们的一个暑期实习生给吓坏了。我在办公室把他拉到一旁，跟他讲：你知道律师算什么吗？木头上的藤壶。整个司法体系像一根又大又重的木头，顺流而下，你什么也做不了。记住每一次法官举起一个小木槌，那只是一根带把的木头。”
瓶塞飞到了餐厅那一头。我们都在看。它落在面点车附近。侍者说：“它从我手里飞过去了。”他看着他的手，惊奇得好像是他本来随便数数有几根指头，却发现有七根。我们都觉得内疚，因为他吓了一大跳。他看手看了那么久，我们移开视线。比利又吻了我，我想那可能是一个打破沉默的表示。
侍者先把香槟倒进阿特里的杯子；他倒得很快，手抖得厉害，泡沫迅速上浮。阿特里举手示意他不必倒了。比利又捶了一下阿特里的手。
“你这家伙！”比利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阿特里脸有点红。“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
比利举起酒杯，我们越过胡椒小手磨，举杯相碰。
阿特里脸很红。
“你这家伙。”比利说。我也在微笑。侍者看过来，看到我们都喝光了杯中酒，又是一脸惊奇。他马上过来倒香槟，但比利比他动作还快。几分钟后，侍者回来了，把三杯漾着一汪白兰地的白兰地酒杯放在桌上。我们的表情一定很迷惑，侍者也是。“房间那头那位先生请的。”侍者说。我们环顾四周。比利和我谁也不认得，但有一个男人咧开嘴笑得很激动。他拿起盘中的龙虾，指一指阿特里。阿特里笑了，说：“谢谢你。”
“世界上最棒的一个细胞学家。”阿特里说，“一个客户。”
我移开视线，那个男人还拿着龙虾动来动去，看起来它好像在空中游动。
“那位先生叫我把白兰地端上来的。”侍者说着走开了。
“你觉得要是告诉他我们会给他一大笔小费，是不是有点粗俗？”比利说。
“我们要给吗？”我说。
“哦，我来给，我来给。”阿特里说。
似乎总是在我们桌子附近的侍者，听到了“小费”那个词，看上去又有点吃惊。比利发现了，冲他微笑。“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说。
可是我们吃得那么快，真是让人奇怪。没一会儿，因为我们谁也没点咖啡，侍者就拿来了账单。账单放在那种夹子里——一个皮夹子，正面有凸出的餐厅名印花首字母。这让我想起琼姨妈收藏的金属托架，我说了出来。琼姨妈认识一个浇铸金属托架的人，可以应她的特殊要求定制。她做过一个有姓名首字母的，做过一个劳斯莱斯的——那种经典的R字体。大家听得笑起来。我是唯一一个没动白兰地的。比利把信用卡插在账单夹的一条小缝里，这时阿特里说：“谢谢你。”我也说了，比利把手盖在我的手上，又吻了我一下。他吻了我那么多次，以至于现在我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了掩饰，他吻了我以后我跟他碰了一下额头，这样阿特里就会以为是我俩之间的一个惯例。或者这么想，或者心里说：“你们在干什么？”
阿特里想让他的司机捎我们一程，但到了街上，比利拉住我的手，说我们想走一走。“这种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他说。阿特里和我同时注意到轿车后座上有两个年轻女郎。
“她们是谁？”阿特里问司机。
司机一直把门开着，我们能看到那两个女孩尽可能贴紧后座，好像人们紧贴在墙上，希望不会受到伤害。
“我能怎么办？”司机说，“她俩喝多了，蹿了进来。我正要赶她们下去。”
“多了？”阿特里说。
“醉了。”司机说。
“你怎么不继续赶？”阿特里说。
“好了，姑娘们。”司机说，“你们现在下车。你们听到他的话了。”
一个下了车，另一个身上穿得更少的，动作慢一些，她跟司机眉来眼去。
“去吧。”司机说，把胳膊肘伸出去，但是她不理他，自己爬出去了。她们俩走开以后，都回头看了看。
“我干吗要忍受这个？”阿特里对司机说。他的脸又红了。我不想让阿特里难过，被人毁掉他生日午餐的好心情，就在他脸颊上啄了一下，又笑了。肯定是这样，如果女人来统治这个国家，她们决不会把儿子们送上战场。阿特里犹豫了一下，也回吻了我，然后微笑。比利吻了我，有那么一秒我糊涂了，以为他可能打算把我跟阿特里一起送走。后来他跟阿特里握手，我们俩都说：“生日快乐。”阿特里弯腰上了轿车后座。司机关上门的时候，看不到阿特里在里面，因为窗玻璃有颜色。司机坐上前座的时候，后门开了，阿特里身子往外靠了靠。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非常惊讶有人记得我生日。”他说，“你知道我刚才正好想到你说你父母和着电视音乐跳舞？我在想有时候你沿着同一条路走了太久，几乎忘记一点不同的小插曲会改变一切呢。”他冲比利咧嘴笑。“她年纪太小，不记得那些电台节目。”他说。“《安逸生活》㊟，还有其他的。”他看着我。“当他们想让你知道时间正在流逝，就会放几小节音乐，然后开始说别的事。”阿特里的一只脚，穿着黑袜子和锃亮的黑色牛津鞋，从车门里荡出来。司机把自己的门拉上，阿特里也关上他的门，轿车开走了。可是还没等我们转身离开，车停了，又倒回我们身边。阿特里摇下车窗。他伸出头。“哦，阿特里先生。”他用尖细的假声说，“你究竟要去哪儿？”他用口哨吹了一小段音乐。然后换成浑厚粗哑的声音，说：“噢，阿特里，生日惊喜午餐吃完了要回去上班？”他摇上窗户。司机把车开走了。
比利认为这是好天气？现在是纽约的三月，一连三天都没出太阳了。风刮得这么猛，我围巾的一角都飞到了脸上。比利搂住我的腰，我们看着轿车开过一个黄灯，转弯避开一辆车，然后突然停下，倒进停车场。
“比利。”我说，“午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停地亲我？”
“我们认识挺长时间了。”他说，“我今天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你。”
这话让我如此吃惊，我抽身而出的同时，脑海中也一下子回到安全稳定的童年。“你做个交易。”我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放弃以求获得。我想要个电视？为什么？噢，那我每次进房间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跳舞。我打赌你认为女人总是跳得更好，而男人总是逃避跳舞？可你爸爸要是做得到，恨不得一星期天天晚上出去跳舞。”比利和我走在街上，我突然想到我们俩从来没去跳过舞，真奇怪。
我母亲是在客厅里跟我说那番话的，当时电视上的里奇已经招架不住露西，我父亲还在上班。我立刻对她同情起来。我喜欢跟母亲在一起，想一些以前从没想过的严肃问题。但是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也许这只是我年龄大了以后的事——琢磨问题的答案却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母亲和我聊天的那间屋的地毯，图案是卷心菜一样大的粉色玫瑰。多年以后，我会做噩梦，梦到一个巨大的花棚塌下来，消失了，我突然发现那些玫瑰，是二维的，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