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的天堂

威尔站在厨房的过道上。在坎普太太眼里他有点醉醺醺的。这是个炎热的夜晚，但仅此一点并不能为他的衬衫开脱，那衬衫不但皱巴巴的，还垂在短裤外面。钢笔、一盒香烟，还有像是手帕一角的什么东西，从胸前的口袋里冒出来。威尔用指尖弹一弹钢笔。也许他弹钢笔不是因为神经紧张，而是因为它们在那里，就像坎普太太的母亲过去常用手指捋她放在围裙口袋里的玫瑰经念珠。威尔问坎普太太能不能切一片她为早餐准备的柠檬重油蛋糕。她想要是一个人喝多了，最好对他迁就一点，于是切了蛋糕。每个人都有些小小的弱点，这是肯定的，但威尔和他姐姐长大以后都成了好人。她在他们还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那时她刚到夏洛茨维尔为怀尔德一家工作。威尔是她的最爱，过去和现在都是，虽然凯特可能更爱她。威尔现在十九，凯特二十。在墙上，水槽上方，有一个画框镶着凯特五年级时写的一首诗，还有插图：

喜欢是块小甜饼

爱是块蛋糕

喜欢是个小水洼

爱是一个湖

多年后，威尔告诉她，那首诗根本不是凯特自己写的。是她在学校读到的。

坎普太太转身对着威尔，他坐在桌边。“什么时候开学？”她说。

“有只苍蝇！”他说，把那片蛋糕撂在盘子上。

“什么？”坎普太太说。她本来站在水槽边冲洗玻璃杯，准备放到洗碗机里。她让水一直在流，蒸汽上升，飘向天花板，渐渐消散。“是颗葡萄干。”她说，“你让我为了一颗葡萄干这么紧张。”

他从重油蛋糕里又挑出几颗葡萄干，然后咬了一口。

“如果你不愿意谈学校，那是一回事，但也用不着大喊大叫，说吃的东西里有苍蝇。”坎普太太说。

一年前，威尔上大二的时候差点辍学。他父亲在长途电话里跟系主任说情，威尔才得以继续。现在是暑假，怀尔德先生给威尔请了一个数学家教。早上和下午威尔没有家教课或不做数学题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安东尼·斯科莱索一起粉刷房子。“记分牌”㊟和威尔八月底要开车去马萨葡萄园岛㊟粉刷那里的一栋房子。房子没人住，虽然坎普太太有点犹豫要不要这么做，她还是打算接受威尔的邀请，在他们刷房子的那个星期和男孩子们一起去住在房子里。“记分牌”喜欢吃她做的饭。她从来没去过葡萄园岛。

现在他们大了，威尔和凯特很多事都会叫上坎普太太。他们总是什么都跟她说。这就是作为她本人和作为父母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可以告诉她任何事。她每次见到他们的一个朋友，都会从威尔或凯特那里听到所谓的“真相”。那个英俊的金发男孩，尼尔，讲他搭顺风车去西海岸的长篇故事，威尔后来告诉她，那家伙太会讲故事了，因为他在抽安非他明。叫娜塔莎的那个拿到奖学金去意大利上学的女孩，十八岁的时候其实已经结了婚又离婚，她父母从不知道。丽塔，坎普在她一年级时就认识的，现在跟一个和她父亲一样老的男人睡觉，为了钱。凯特和威尔乐得看到坎普太太在听这些故事时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表情。多年前，有一次她告诉他们她喜欢披头士的那首老歌，《露西在点缀着钻石的天空》，威尔欢快地宣称：披头士唱的是一种毒品。

坎普太太在冲洗最后一个盘子的时候，凯特的车开进了车道。凯特开一辆小小的白色丰田，轮胎开过砾石路面的时候发出一种轻柔的声音，像雨声。威尔起身去酒柜里拿酒，顺便为他姐姐拉开纱门。他往一个玻璃杯里倒了些杜松子酒，走到冰箱跟前，加了点汤力水，但没加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坎普太太的母亲总会提议保持安静，念祈祷词。坎普太太的丈夫——他去切萨皮克湾的什么地方钓鱼了——当然从不会提议祈祷。她注意到威尔发现她在看他。他冲她微笑，然后放下酒杯，把衬衫掖进裤子。他掀起衬衫的时候，她瞥见他晒成棕色的长长的后背，想起了他婴儿的时候，她抱着赤裸的他——她给他洗澡的那些时候，她在后院里用水管往他身上冲水的那些日子。最近，他和“记分牌”有时午饭时间会来家里。他们被晒成棕褐色的身体上油漆斑驳，穿着小短裤坐在门廊的桌子旁等她端上午饭。他们穿得不比威尔婴儿的时候穿得更多。

凯特走进厨房，把她的帆布大包撂在台子上。她去看她男朋友了。坎普太太知道男人总是会让凯特着迷，就像很多个夏天以前她养的热带鱼让她着迷那样。坎普太太觉得男人大多动作缓慢，那就是吸引女人的原因。像对她们施了催眠术。男人干活的时候不是这样。建筑工人干活的时候，坐得笔直，把拖拉机开过土堆，轰隆隆地开过大得能埋下一辆自行车的土坑；可是到了家里，那是她认识的那些女人最常见到她们男人的地方，他们的时间都用来在大椅子上舒展身体，或者站在烧烤炉旁，懒懒地给一块肉饼翻面，肉饼滋滋作响。

凯特有黑眼圈。她的棕色长发在后颈处梳成一个圆髻。她跟她男朋友弗兰克·克莱恩一起过周末，这个夏天的每个周末都是如此，在他大洋城的公寓。他在复习准备法律考试。坎普太太问凯特他复习得怎么样，凯特却只是不耐烦地摇摇头。威尔在冰箱里找到一只酸橙，拿起来给她们看，很高兴的样子。他切下一片，把酸橙汁挤在酒里，又把酸橙放回冰箱，切面向下，搁在黄油储存盒盖子上面。他讨厌用蜡纸包任何东西，坎普太太知道。

“弗兰克昨晚做了件好奇怪的事。”凯特说着坐下，把脚从凉鞋里伸出来，“也许不奇怪。也许我不该说。”

“就是那一天。㊟”威尔说。

“什么事？”坎普太太说。她认为弗兰克太情绪化，有点自恋，她觉得这是又一件能证明她观点的事。凯特看起来闷闷不乐——或者也许只是比坎普太太先前注意到的更疲惫。坎普太太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苏打水，放在桌上，还拿了酸橙和刀。她在桌上放了两个玻璃杯，然后坐在凯特对面。“巴黎水？”她说。凯特和威尔希望她用正确的名字称呼所有东西，除非他们自己起的别名。暗地里，她把它叫成泡泡水。

“我昨晚在他的卧室里，我在看书，盖着被子。”凯特说，“他的浴室在卧室对面，隔着过道。他去冲澡了，等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我把被子拉在他那边的床上。他就那么站着，站在门口。我们之前为他的那个朋友扎克吵了一架。我们仨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扎克不停地为难那个女服务生，都是小事。服务生端来的盘子上有一点冰淇淋，他对人家出言不逊。弗兰克知道我讨厌这样。他去洗澡前，跟我说了一大堆什么我不必为他朋友的行为负责，说如果扎克的行为有我说的那么糟糕，他只会让自己丢脸。”

“如果弗兰克这一次能通过司法考试，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威尔说，“他又会变成好人。”

凯特倒了一杯巴黎水。“我还没讲完故事呢。”她说。

“噢。”威尔说。

“我以为我们之间一切都好。他在门口不动，我放下杂志对他微笑。然后他说：‘凯特——你能为我做件事吗？’”凯特看了看坎普太太，然后垂下眼皮。“你知道我们要睡觉了。”她说。“我以为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凯特抬起眼皮。坎普太太点点头，垂下眼皮。“反正吧，”凯特说下去，“他表情很严肃。他说：‘你能为我做件事吗？’我就说：‘当然，什么事？’他说：‘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事。你能想点什么事让我开心吗？’”

威尔在小口喝酒，他笑起来的时候洒了一点。凯特皱着眉头。

“你什么事都那么当真。”威尔说，“他在开玩笑。”

“不，他没有。”凯特轻轻地说。

“你做什么了？”坎普太太说。

“终于，他走到床边来，坐下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事难受。我以为他会告诉我是什么事。他什么也没说，我就抱抱他。后来我给他讲了个故事。我想不出来我是怎么了，我讲起爸爸教我开车的事。他害怕自己坐在乘客座里，而我却掌握着方向盘，结果他假称我需要练习开车入库。记得吗？他站在车道上，指挥我不停地开进开出？我本来开车入库就没有任何问题。”她又抿了一口巴黎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他讲这个。”她说。

“他在开玩笑。你也说了件好笑的事，就是这样。”威尔说。

凯特站起来，把玻璃杯放到水槽里。很明显，她再次开口的时候，说话对象只有坎普太太。“然后我按摩他的肩膀。”她说，“实际上，我只按摩了一分钟，然后我按摩他的头顶。他喜欢让人按摩他的头，但要是我从头直接开始，他会不好意思。”

凯特到楼上去睡觉了。电视上在放电影《冲突》，坎普太太跟威尔一起看了会儿，然后决定她该回家了。已经是八月二十五日，如果她今晚开始写圣诞贺卡，她就比别人提前四个月准备圣诞节。她总是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买贺卡，然后搁起来放到下一年。

坎普太太的汽车是一辆一九七七年的沃尔沃旅行车。怀尔德夫妇五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十分喜爱。这是她开过的最新的车。车是闪光的墨绿色——一种只有天鹅绒才有的颜色，在她想象中罗宾汉的外套一定是这种颜色。怀尔德先生告诉她他死的时候不会留给她任何东西，趁他还活着要对她好点。很奇怪的一种说法。他们送她车的同时，怀尔德太太还送给她一打粉色的大萧条时期玻璃高脚酒杯㊟。杯脚没有任何瑕疵，玻璃像海水抛光的石子一样平滑。坎普太太开着车，想到威尔对凯特说弗兰克在开玩笑，不知他是否是认真的。她确定威尔跟女孩们睡过觉。（威尔不会在这儿纠正她的想法。他总是把年轻女孩称为女人。）他一定了解弗兰克心里的那种笼统的焦虑或恐惧，他一定也知道做爱并不能消解那些情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威尔只是想表现得不感兴趣，因为凯特的坦率谈话令他尴尬。“坦率谈话”㊟是个双关语。那些孩子教了她那么多。她依然觉得有点难过，他们总得去拥挤窒息的学校，学校留的作业又太多。她甚至为他们出生太晚，错过了电视最好的时期而难过：没有《文化列车》，没有《我的小玛吉》，没有《我们的布鲁克斯小姐》。《我爱露西》㊟的重播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觉得艾迪·费舍尔响亮的男高音很滑稽，看到劳伦斯·威尔克㊟看向摄像机旁对人们说刚才那首歌唱得多么好听时，难以置信地摇头。威尔和凯特总能发现很多事荒唐可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咯咯窃笑，如此一致，就像现在对他们不喜欢的人无情地表示不屑时一样。但是这也许赋予他们某种优越感，就像她那总是一声不吭的母亲；因为笑声能表示他们的轻蔑，而凡事只要一出口，就会被遗忘。

客厅里，坎普先生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冲突》还在演。她不大记得这个电影的情节了，不过要是阿尔·帕西诺真的摆脱困境她会非常惊讶的。她把手包撂在椅子上，看着她丈夫。这是将近两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见他。他哥哥从政府部门退休以后，搬到切萨皮克湾的一栋房子去了，自那以后坎普先生几乎就不着家了。今晚，他椅子旁边桌上的烟灰缸里满是被掐灭的烟头。他穿着一条蓝色的百慕大短裤，一件更浅的蓝色针织衫，白袜子，网球鞋。他把脚摊在脚凳上。他们年轻的时候，他告诉过她，世界是他们的，想一想她母亲为她设想的世界——修道院——他说得没错。他只在一个夏天里，就教会了她怎么开车，抽烟，还有做爱。后来，他教她怎么剥蟹壳和跳伦巴。

八点钟，外面的天光是鱼鳞似的灰蓝。她进了厨房，蹑手蹑脚。她走到冰箱旁，打开冷冻室的门。她知道她会发现什么，当然在那里：大西洋青鱼，锡纸包着，整齐地摞在冷冻柜上部一英寸的地方。他挪走意大利面酱汁给鱼腾出地方。她关上门，拉开冷藏室的门。里面有两个容器。明天晚上，她要做一大锅面条。后天晚上，他们会开始吃他捕的鱼。她又打开冷冻柜看，闪亮的长方体像陡峭的银色台阶一样挺立，冰块上升起的白雾将它们环绕，又飘散出来，让她眯起眼睛。也可以是云彩，飘过天堂。假如她能缩成一丁点，就可以走进冷气，关上门，开始往上爬。

她累了。就那么简单。这个她如此热爱的人生，她一直都尽最大的努力过活。她又关上门。为了站稳，她屏住了呼吸。